国民收入倍增助日本国富转民富

反对声中呼之欲出的收入倍增计划

20世纪50年代中期，国际社会已经将建立福利国家体制、关注弱势群体和提高全民生活水平等当作经济发展主流。日本社会各界开始对战前经济发展的目的进行深刻反思，主流思想逐渐由“强国论”向“福利国家论”转变。日本有识之士意识到建立福利国家必须提高广大民众的收入水平。

1959年1月3日，日本一桥大学前校长中山伊知郎在《读卖新闻》上发表文章，“提倡工资翻番”，提出“这里工资是指收入翻番”。针对企业资方可能出现的反对意见，文章指出“如果将劳动生产率提高一倍以上，资方就没有反对理由，因此收入翻番可以作为劳资双方共同目标，而达到目标的方式就是齐心合力提高生产率”，同时文章在日本首次提出“收入翻番还可作为政策目标，福利国家应该是日本未来的面貌”。

1959年3月9日，刚刚辞去国务大臣、正在参与竞选日本首相的池田勇人广泛吸收各方意见，特别是中山教授的观点，在《日本经济新闻》发表“我的月薪翻番论”。概括起来提出三个核心观点：一是日本经济已经超过历史最好状态；二是面对日本经济巨大的生产能力，需求相对不足，陷入供给过剩困境；三是应该唤起有效需求，以便与供给能力实现平衡。针对日本企业界对收入翻番论的几乎一片反对声音，池田在文章中认真分析了上个世纪50年代日本企业一直习惯于低生活水平因而也以低工资方式开展经营的状况，指出：企业普遍实行低成本制造和扩大出口，带来的经济增长呈现粗放状态。这种状况随着人口就业程度接近饱和，企业经营将无法持续。同时池田在文中再次强调了中山教授的主要理论。此外，文章还从实证角度分析“按照1951—1956年间，日本实现了77.3%的经济增长势头，当时劳动收入增加了一倍有余。因此，今后5—10年间把收入———月薪翻一番甚至翻两番，绝不是不可能。”

1959年，当时的大藏省财务调查官、国民金融公库理事下村治提出了自己的增长理论。“下村理论”主要观点有三：首先，认为决定经济增长的因素有两个基本方面，一个是供给能力，另一个是有效需求。决定供给能力的是投资，决定有效需求则主要靠消费，并且认为消费增加可以将投资增长变为现实的经济增长，具备更加广泛、深入的产业和经济波及效果。其次，认为日本经济的生产能力和有效需求相对关系在最近一两年里发生了根本的转变。战后10年期间，日本发展经济经常考虑如何压低有效需求，把需求控制在落后的生产供给限度以内。其三，认为日本供给不足问题已经有根本性改观，面对十分充实的生产能力，如何增加有效需求是发展关键。基于日本经济在技术革新方面正在取得巨大进展，下村提出一个大胆的结论：“日本经济如今处于历史性的蓬勃发展时期，可望实现长期11%的增长。”

随着竞选成功，池田也将其竞选主张纳入了政府决策层面。1960年7月，在其主持下，新内阁决定，以最初三年9%的增长目标为准，制定和实施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