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收入倍增助日本国富转民富

国富民穷引发重重社会矛盾

二战以后，一切从零开始的日本经济经过实施“国民经济复兴计划”和“国民经济自立五年计划”等措施，以及受惠于“朝鲜战争特需”、美国支持等因素影响，到1955年前后已基本恢复到了战前水平，自此进入了以实现国民经济现代化为中心的高速增长时期。在此阶段，日本经济的年平均增长率均达到10%左右，特别是1955年5月———1957年5月的“神武景气”以及自1958下半年开始的“岩户景气”，“两次景气”使日本经济实现了12%增长的速度。日本经济的快速恢复和高速增长，使日本国家经济实力大增，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提出创造了前提条件。

20世纪60年代以前，“强国论”一直是日本发展经济的主导思想。二战结束至1960年代，这一时期日本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投资额的迅速增长再加上二战后“人口红利”带来的低廉劳动力和新技术革命带来的产能快速提高，日本经济实现年均10%左右的增长速度，已基本实现国富。与此同时，政府却忽视了“国富”与“民富”的平衡。普通的日本国民生活水平并没有享受到经济高速增长的成果，出现了国民收入低、收入差距悬殊等一系列问题。这又集中表现在日本经济的“二重结构”问题，即城乡二重结构和大小企业之间差距巨大。从1955年到1960年，日本全部产业的年工资增长率平均只有5.6%。伴随低工资而来的是低迷的消费水平，由此日本经济陷入产能过剩、需求不足、失业率快速上升的困境，严重阻碍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低工资在当时的日本已经导致国民怨声载道，由此引发的劳资关系日益紧张。例如，1960年发生在南九州岛三池煤矿的劳资冲突事件，将劳资矛盾激化到顶点，整个日本社会处于极度不稳定的状态之中。再如，从1959年4月到1960年10月的一年半时间内，日本共发生了23次以反对《日美安保条约》修正案为借口，实为提高工资、改善生活水平的游行、罢工等活动，全国大约有430万人参加，行动遍及5350个市、町、村，这两个事件引发的社会动荡成为岸信介内阁下台的主要原因之一。降低失业率、实现充分就业、扭转分配恶化局势成为日本政府的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