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方甲
一个住在特拉维夫的犹太老头生命垂危,他拼着最后一口气对儿子们说:快,快,快送我去耶路撒冷,难道要我死在外面吗?!
儿子们带他去了耶路撒冷,不料病势好转了。几天后他朝儿子发脾气:把我留在这里干嘛!怎么还不带我回特拉维夫!
是你要来耶路撒冷的啊,儿子抱怨。
老头一瞪眼:我这不是没死成嘛。
活在特拉维夫,死在耶路撒冷,是一个犹太人的幸福。
一
特拉维夫和耶路撒冷,是以色列最大的两个城市。
特拉维夫在海边,充满地中海式的热情气质,每个角落都飘荡着国际化城市的多元亲和；耶路撒冷在山上,躲在旧城的昏暗街巷中,用高浓度的宗教狂热给自己罩了一层疏离的面纱。
犹太教、伊斯兰教、基督教都相信救世主将在耶路撒冷降临,届时人们接受末日审判,进入来世的天国。死后葬在耶路撒冷,是为了在最近的地方等待救世主,获得救赎。
同时,相信耶路撒冷是天国的终极入口,大大激发了信仰者们的占有欲和军事狂热。于是在一轮又一轮的武力征服中,又多了很多不得不葬在这里的异乡孤魂野鬼。
它更是一座陷在犯罪和赎罪死循环中的城市。人们为了独占或抢先在这里获得精神救赎,不惜用尽最残酷自私的现实手段,并坚信现世的罪都可以来世一笔勾销。
所以,在耶路撒冷,死人比活人多。
作家福楼拜曾怀着某种复杂的厌恶感将耶路撒冷形容为一个巨大的“藏骸所”。世俗生活与精神信仰比重的极度失衡,使耶路撒冷弥漫着一种疯狂的荒唐感:死在这儿有多光辉神圣,活在这儿就有多枯燥压抑。
但这条用鲜血和阴谋铺就的、通向神圣的路,就是真正的耶路撒冷。犹太民族在这里孕育成长、光大信仰,从这里开枝散叶、流散漂泊,这是民族和宗教之根,更是千百年后犹太人回归这片土地的唯一正当性。
回到应许之地的犹太人,却是在特拉维夫宣布建国的。
人们临时征用了一间小小的美术馆,把地板擦洗干净,用帆布蒙住裸体油画,挂起犹太复国之父西奥多·赫茨尔的画像,以色列就在人们清唱国歌的旋律中诞生。
开国总理本-古里安挤在人群中,宣读了不到一千字的《独立宣言》,宣言的核心是这一句:以色列国将向犹太移民和流亡异乡回来的人开放。
这可不是一句“欢迎五湖四海宾朋”的客套话,它在两三年里,带来了几十万一贫如洗、伤痕累累的犹太移民。他们来自欧洲、中东、北非甚至东亚,分散的、小规模的逃亡者迅速汇成了一股移民浪潮。
人来了,吃什么?住哪里?做什么?
对这个还未建立就投入了与阿拉伯世界无休止战争的小国家来说,没有什么是现成的。盖房子的速度跟不上,就修铁皮屋；铁皮屋供应也跟不上了,就把帆布钉在木框上,搭简易的帆布屋；帆布屋也不够用了,就住帐篷……
在一片难以想象的荒芜和困顿中,以色列用尽各种方法,连滚带爬,拼命活下来了。
以色列前总理、政坛铁娘子梅厄夫人在自传中骄傲地写道:没人可以要我们放慢发展的速度,没人可以对我们说,发达国家的进步是经历了几代人和几个世纪的努力才取得的。只因为现在有喷气飞机的人们在几代人之前是走路的,难道就意味着我在这个喷气飞机时代只能走路?
二
一个民族被别的民族同化,史书上的记载不绝于缕。
这个同化可能是武力、宗教、文明的强力征服和被征服,更多的是多民族混居使独有的民族特征逐渐消失变淡,最终丢失了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精神与世俗边界。
犹太教之于犹太民族,就是这个边界。一个如此小的民族,离开故土,流散数千年,竟得以保存,靠的就是信仰和浓得化不开的民族性。更具体一点来说,是“上帝选民”的优越感与被迫害的屈辱历史,让犹太人一直是“犹太人”。
这听起来像是矛盾的。
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什么样的民族会在“持续了七十代人”的屈辱中,靠着血脉中一丝若有似无的热乎气,不改属性?他们信仰的优越感又从何而来?
犹太学者马丁·布伯认为,一个民族之所以成为一个民族,应具备三个要素:土地、语言、生活方式。
然而,在数千年的流散中,犹太民族的这三个要素一度都丧失了。如果说圣经的古希伯来语和涵盖生活一切方面的教规勉强可以抵算后两个要素,那么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要素,的确是丢得干干净净。
没有土地,却也没有在流散和寄居中被同化,犹太民族很长时间里只是一个文化混合体的概念。
就像大黄蜂从空气动力学上来说不可能飞行——大黄蜂身躯笨重,翅膀却是出奇的短。根据流体力学,以大黄蜂身体与翅膀的比例,是绝对没有可能飞行的——根据所有的规律和先例,犹太民族都是一个难以幸存的民族,就连被视为民族复兴象征的犹太国家以色列的建立,也更像是萌发于对反犹历史的回击,充满了近乎赌气的鲁莽气质。
这个古老民族建立的年轻国家,一落地就用最直线条的方式成长,突破了历史、政治、宗教等等世代相传的桎梏,让外界所有粗硬起茧的猜测和预判都显得过时。
如果它将此作为犹太民族2.0版本的新起点,把身上的历史遗产逐一摊开,细细挑拣,丢掉那些源于数千年求而不得的、超负荷的精神包袱,只背起智慧与生命力继续前进,它本有希望成为一个平凡健康的国家。
但身边的一切都在不停提醒他们不是一个普通的存在。
三
有一种说法认为,犹太民族的优越感来源于他们是唯一一个曾与上帝对话的民族——祖先亚伯拉罕甘愿将长子献祭以证明自己不可动摇的信仰,先知摩西在西奈山接受十诫与上帝立约——而其他宗教都只是“上帝的聆听者”。
起源于“与神对话”,犹太教继承了“对话”的开放性。
记载犹太口传教义的《塔木德》中,收录了大量围绕最微小生活细节的讨论。曾有西方学者在质疑其重要性时不无讽刺地说:《塔木德》中有整整一章,是专门讨论鸡蛋的!我也曾在耶路撒冷大犹太会堂的期刊上看到,有拉比用了整整一个版面,引经据典地辩论“长颈鹿肉是否是符合犹太洁食标准的食品?”
其实,文本的浩瀚与混沌,初看荒谬,却意味着智慧流动的多向性。与其说《塔木德》是本“规矩书”,倒不如说是本“讨论书”,它记载的不是定论,而是论证的规则与心得。只要愿意,任何教徒都可以对已经写在经书上的教义阐释发出追问和挑战,通过论证得出令自己信服的解释。
吃不吃长颈鹿肉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为什么能(或不能)吃?
沿袭了宗教的开放论证思维,犹太人不仅遵守律条,更信守理性思考与文明论证。这使得整个民族始终保持精神活力,更使信仰在自我挑战、阐释中获得了自我净化的能力。
除了开放,关于犹太民族的幸存原因,还有一个截然相反的说法:源于封闭。
不是所有拥有犹太血脉的人,都是犹太人。与其他继承父系民族属性的民族相反,犹太人身份必须来源于犹太母亲,也就是说,只有犹太女子的后代自然成为犹太人,而如果一名犹太男子与非犹太女子婚育,他们的后代即便拥有一半犹太血脉,但已自动失去“犹太人”的身份。
据说这样的血统认定方式,与流散的历史有关:在颠沛流离中,只有犹太母亲生下的婴儿能够确保其具有至少一半犹太血统。
成为犹太人的另一个方式是皈依犹太教。然而,犹太教的开放性唯独没有体现在接受外人皈依上。对非犹太族裔的人来说,入教的门槛高得很,就连犹太人的非犹太配偶要入教,有的教派都规定必须婚姻持续一定时间且已经生下子女,再经过严苛的教义学习甚至考试,方可“获准”加入。
《塔木德》甚至记录了这样的说法:皈依者对犹太人来说就如疮痛一般可恶。
这观点产生于异邦人对犹太民族构成侵犯和威胁的年代,所以对可能的皈依者审查得格外谨慎,对动机也甄别得特别认真。
在接纳皈依的仪式上,拉比要向皈依者提问:你皈依是出于什么目的呢?你难道不知道犹太人正在受灾难,遭迫害,被奴役,蒙困扰,受惩罚吗?
皈依者要回答:我知道,而且我不配分担他们的苦难。
看,即便被接受加入,也都低微得连同甘共苦的资格都没有呢。
有着血统和信仰的双重“严进宽出”规则,想要同化这个不断进行自我提纯的民族,的确是件很难的事。
四
自成立那天起,以色列就面临一种独特的两难境地:要么放弃他们的犹太性和分离主义,要么刻意保持他们的优越、超然与受迫害的心态,将他们的新国家与犹太民族过去黑暗而辉煌的历史相连。若能慢慢抹去身上的独特(或不合时宜),它也许可以成为一个小小的平凡国家,而继续置身于其崇高遗产的监狱宫殿中,会让这个地方不仅仅是一个成立于20世纪的国家以色列,而首先是一片犹太民族回归的土地。
建国之初,梅厄曾说,我们这个新近获得独立的国家面临着两个危险:首先是念念不忘过去,然后是幻想政治独立能够解决所有问题。
换言之,躺在屈辱历史和民族优越感上,并不能够维持一个在敌人包围圈中求存的国家,同样,对新生国家以色列来说,仅靠世俗的现实力量硬碰硬,也是以弱搏强的短命玩法。
是开放与封闭这对矛盾,在曾经看不到尽头的漂泊中,恰到好处地守住了犹太民族的命脉。这个新国家在面对新的生存问题时,也拒绝非此即彼的“二选一”,而是自然延续了这样的矛盾。
关于“适应世界还是独善其身”的问题,以色列做出了回答:信仰向左,生活向右——耶路撒冷板起脸孔留在原地,作这个犹太国家立身的精神之锚；而特拉维夫抛弃过去,轻装前进,成为以色列世俗生活的发动机。
于是,特拉维夫的荒地在几十年里摇身变成了烟火气十足的购物中心、写字楼、博物馆和超市,而耶路撒冷仍是那座固封千年历史的琥珀之城,每走几步,你就可以进入某个历史事件场合的遗迹,一切都栩栩如生,仿佛大卫王、耶稣、萨拉丁们从未曾离开一步——端坐神龛的他们似乎也并没有离开的打算。
久违的土地为民族性提供了一张更宽广的温床,令开放的更开放,封闭的更封闭。
人们耳熟能详的《国际歌》唱道,“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血液里流淌着矛盾气质的犹太人在走投无路、白手起家时没有指望神仙皇帝显灵,却始终在精神上笃信救世主。
马丁·布伯曾听过一个古老的犹太故事:一个患麻风的乞丐坐在罗马城门外等待,他就是弥赛亚(救世主)。
年幼的布伯不懂,去问一位老人:他在等什么?
老人说:他在等你。
这个故事应该是在告诉犹太人:世人都在等待救世主,而救世主在等你结束等待,迎上前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