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东恐怖活动肆虐难遏，外溢效应持续发酵
中东乱局的暴恐并发症全面显现，中东俨然沦为国际暴恐策源地。“伊斯兰国”虽遭国际反恐联军军事重压，但仍保持较强实力，且不断扩张国际版图。“基地”组织与“伊斯兰国”展开全面博弈，加紧扩充分支实力。同时，中东暴恐外溢效应持续，国际反恐面临严峻挑战。
（一）“伊斯兰国”持续活跃，暴恐实力未遭明显削弱。一是“伊斯兰国”有生力量未受大的折损。2015年11月12日，美国国务卿克里宣称，美国主导的打恐联盟过去一年对“伊斯兰国”展开了超过8000次空袭，击毙1万多名“伊斯兰国”武装分子，但由于“伊斯兰国”能够持续招募大致数量甚至更多的新人，其成员数量仍维持在2-3万人之间。二是“伊斯兰国”在军事重压下由攻转守，“领土”面积小幅缩水。至2015年10月，“伊斯兰国”在伊叙两国所占据的领土面积比一年前减少30%。同时，俄罗斯从2015年9月30日开始在叙利亚境内开展军事行动以来，“伊斯兰国”遭受重创，转而采取防御策略。三是“伊斯兰国”加速域外扩张，构筑国际暴恐新版图。“伊斯兰国”在伊叙之外宣布已建立10个“省”，包括埃及“耶路撒冷支持者”、阿尔及利亚“哈里发战士”、利比亚“伊斯兰青年协商会议”等在内的暴恐组织宣布加入“伊斯兰国”。
（二）“基地”组织分支加紧扩张。一是“北非分支”持续在撒哈拉腹地建立基地，拉拢当地穆斯林群体，在马里、尼日尔、毛里塔尼亚等国扩张，并在马里北部等地大搞恐怖袭击；同时，绑架北非的外国人，策划以袭击西方为主要目标的恐怖行动，扩大财源。2015年1月，法国巴黎《查理周刊》总部遇袭后，该组织发布视频威胁将对法国发动更大规模恐怖袭击。二是阿拉伯半岛分支趁也门内乱扩充势力。自也门局势陷入持续动荡，阿拉伯半岛分支加紧调整地区策略，利用也门不断升级的教派与部族矛盾、国内及地缘政治争夺，加紧连横合纵，图谋扩充势力，东山再起。
（三）外溢效应持续发酵，国际反恐斗争面临严峻挑战。一是极端意识形态加速扩散。阿拉伯之春及中东乱局持续变异导致全球极端伊斯兰势力上升，同时，以“基地”为代表的全球“圣战”运动也因“伊斯兰国”的异军突起而引发剧烈震荡，并迅速分化为“基地”领导的传统“圣战”运动主流和“伊斯兰国”激起的新一代“圣战”分子两股势力，二者竞相交恶促国际暴力极端思潮沉渣泛起。二是西方成新一轮暴恐袭击的主攻目标。“伊斯兰国”派遣“圣战士”直接赴欧美搞恐袭，或利用欧洲难民潮涌入欧洲，或鼓动在伊叙的欧美籍人士回流，或直接教唆引诱其支持者自发搞恐袭，各国防不胜防，已发生多起相关案件。此次叙利亚难民潮也加剧了欧美穆斯林群体与白人主流群体间矛盾，滋生极端主义的内部土壤肥沃。三是伊叙的外籍“圣战”分子回流威胁加剧。外籍“圣战”分子的人数不断增加，到2015年已达2.5万人，来自100多个国家。其回流母国的人数越来越多。
二、深层矛盾与现实问题叠加，中东恐怖主义滋生泛滥成难解之题
长期动荡、恐怖肆虐似乎已成中东政治常态，究其原因，我们发现，历史顽疾与现实问题叠加，政局不稳与内部争斗不断、外部干预与利益博弈激烈、宗教极端主义思潮上扬、教派冲突加剧、经济落后及贫富差距大等多重矛盾成为中东地区恐怖主义滋生肆虐的重要因素。
（一）中东因占据重要地缘战略位置，长期成为国际政治力量的角力场与必争之地。西方殖民统治“后遗症”、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崩溃及冷战后两极格局对中东政治版图的冲击使中东陷入长期的内外政治势力争夺、极端民族主义、民族分离主义和原教旨主义盛行等错综矛盾中。尤其1948年以色列建国及四次中东战争中阿拉伯国家的惨败更加深了阿以矛盾，并逐渐演化为当代中东众多尖锐矛盾的祸根。因此，伊斯兰教辉煌的过去、被列强殖民的屈辱、现代化进程的挫折等历史遗留的顽疾与中东地区普遍存在的政权羸弱、社会腐败成风、失业率高、贫富差距大等现实矛盾相互交织，使中东长期陷入政局动荡与恐怖活动日益猖獗的困境。
（二）中东地区长期政局不稳与内部争斗为恐怖主义滋生泛滥提供有利空间。中东地区政治生态一直处于畸形发展中，为恐怖主义肆虐提供良机。一是中东国家大幅陷入政治危机为恐怖活动提供沃土。中东地区长期饱受战乱与政局动荡困扰，尤其“阿拉伯之春”后，中东以民主改造、颠覆强权政治为名再掀新一轮政权更迭潮。其中，利比亚成为此次动荡最大受害国，其民选政府无力解除派别林立的地方武装，致利比亚沦为恐怖活动集散地。二是地区国家貌合神离，内斗激烈给予恐怖势力可乘之机。除逊尼派与什叶派两大阵营明争暗斗外，逊尼派统一战线内部也渐显裂痕，看似铁板一块的海湾六国实则各怀心思，暗度陈仓。因此，在地区与国际问题上，中东国家往往为谋求自身利益，互相拆台，为恐怖主义发展大开方便之门。三是“阿拉伯之春”后迅速上台的政治伊斯兰势力在随后与世俗力量的较量中相继受挫。政治伊斯兰谋求政治空间之路再次受阻直接导致激进伊斯兰势力“崛起”。“穆斯林兄弟会”中的部分温和派出现分裂，开始寻求极端之路。
（三）域外势力干预成为恐怖肆虐难遏的重要因素。从巴以冲突、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到近来的“阿拉伯之春”和叙利亚问题，中东地区诸多矛盾长期难解的重要根源就在于外部势力的干预，并尤以美西方围绕中东石油资源和地缘战略与俄罗斯及地区对手展开的激烈争夺为甚。一是“9·11”事件后，美国通过反恐和“大中东民主改造计划”插手中东政治。美国一方面积极建立盟友关系，扶植地区代理人，另一方面，强力打压地区反对派势力。美长期与逊尼派国家联盟联手遏制什叶派的伊朗及其盟友叙利亚、黎巴嫩真主党，将中东政治格局分为支持与反对美国两大阵营。二是作为“阿拉伯之春”背后推手，美西方此轮中东战略再次搅动中东地区政治格局，致中东陷入持续动荡与恐怖肆虐的局面。一直被美欧视为“眼中钉”的叙利亚巴沙尔政权接连遭到经济制裁、军事打击，美欧公开支持叙利亚反对派武装，甚至一度姑息暴恐组织“伊斯兰国”在叙利亚的肆虐。三是美欧对中东事务的干预加速地区极端势力的反弹。近年来，以法国为首的欧洲国家采取更加积极的非洲干预政策。2012年，军事干预马里危机，并招致“基地”组织北非分支多次发出袭法警告。2015年也门危机爆发后，法国公开表示支持沙特联军打击也门胡塞武装。法国的一系列干预动作激起地区与国际恐怖组织的不满和报复。今年1月15日，“基地”组织北非分支联合“圣战”组织“穆拉比通”在布基纳法索首都瓦加杜古制造恐袭，意在“报复法国和无信仰的西方”。
（四）宗教极端主义与教派冲突成为中东恐怖主义肆虐的催化剂。一是宗教极端主义思潮上扬催生中东新一代恐怖浪潮。20世纪一些穆斯林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受挫，及强调伊斯兰宗教认同的70年代的伊斯兰复兴运动，极大地刺激了当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觉醒”。原教旨主义具有较强的保守性、极端性、排他性和反西方等特征，因此成为暴力极端意识形态的思想根源。一部分主张采取极端手段的原教旨主义者便蜕变为宗教极端主义分子。二是教派矛盾与冲突成为地区恐怖活动的助燃器。教派冲突已在中东延续千年，尤其伊斯兰什叶派与逊尼派自诞生之日起便开启教派之争。从关于哈里发继承权之争演化至今日的地区主导权争夺，其背后的核心问题则是政治权力的争夺。“9·11”后的伊拉克战争再次打破中东教派格局并使伊朗坐收渔利，形成“伊朗-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真主党什叶派新月”，与“沙特-埃及-约旦的逊尼三角”进行抗衡的局面。“阿拉伯之春”及之后的叙利亚危机再次严重冲击中东政治与宗教格局。代表什叶派的叙利亚巴沙尔政权成为逊尼派团体削弱“什叶新月”包围圈的关键因素。此外，中东国家普遍存在的教派与政治结构的不合理也成为中东长期动荡的祸根。在伊拉克、巴林和叙利亚，逊尼派少数统治什叶派多数，在伊朗和沙特等国占人口少数的逊尼派和什叶派在政治、文化等社会生活中长期受排挤。因此，恐怖主义借助教派矛盾趁机发迹。“伊斯兰国”正是借助伊拉克和叙利亚教派之争“异军突起”。
（五）经济落后及贫富差距大成为桎梏中东地区均衡发展的主要矛盾。穆斯林人口爆炸式增长加之经济长期停滞不前导致大量失业，加剧社会不稳定及民众对政府的不满。甚至一些青年将加入恐怖组织作为谋生之道。经济全球化发展大背景下，阿拉伯世界却长期处于经济落后、政局动荡之中。中东经济落后的主要根源性因素包括经济结构失衡、两极分化、局势动荡等。中东石油经济在给地区经济带来繁荣的同时，更多的是中东国家出现了石油富国与非石油穷国间的严重贫富分化问题，及石油出口国迅速蜕变为具有严重依赖性和脆弱性的单一经济发展模式。此外，中东地区绝大部分国家的传统政治制度，与经济全球化进程需求严重脱节。
三、国际反恐合作共识多共举少
国际社会在打恐问题上的共识累积，各国推出反恐新政并加强沟通协调，出现美、俄、欧分别牵头的国际反恐联盟。然而，相关大国共识多于共举，国际反恐合作推进艰难。中国正面临日益严峻的国际国内恐怖威胁，并采取坚决反恐立场。未来，国际社会需摒弃双重标准和实用主义政策，共聚合力，有力推进国际反恐进程。
（一）国际反恐合作多头并举，难聚合力。一是美国以防范“伊斯兰国”为契机，顺势调整反恐政策和部署，凸显美国安全与对外战略结合，名为反恐，实为避祸。二是俄罗斯组建新反恐联盟，与美角力叙利亚战场，虽成果抢眼，但仍重在确保其在中东战略利益。三是面对日益严峻的本土威胁，欧洲国家纷纷强化安全防控，但内部矛盾重重。四是沙特牵头组建的反恐联盟，其成员都为逊尼派穆斯林国家，凸显其争夺伊斯兰世界领导权意图。
（二）中国反恐形势日趋严峻。一是境内三股势力内联外合，不断制造暴恐事件。近年，我国境内接连发生昆明3·01恶性恐怖事件、10·28北京天安门金水桥暴力恐怖袭击案、4·30乌鲁木齐火车站爆炸案等严重暴恐事件，且逐渐呈恐怖事件高发、由疆内向内地扩散、境内外暴恐势力勾连作案等特点。二是我国周边暴恐形势日趋严峻。在南亚，巴阿暴恐势力加速从巴向阿转移，阿富汗再度成为暴恐“天堂”。在东南亚，受“伊斯兰国”崛起鼓动，地区恐怖与极端势力现复苏迹象。在中亚，受南亚暴恐势力渗透及“伊斯兰国”扩张影响，暴恐形势趋恶。三是极端思潮加速蔓延。在国际极端暴恐思潮泛起的背景下，我国境内的极端意识形态扩散威胁严峻。尤其在“网络恐怖主义”日益盛行的今天，网络已成恐怖势力的宣教、培训、招募、策划的平台，恐怖活动日趋难防。
（三）国际反恐亟需标本兼治、合力共举。全球恐怖活动已进入新一轮活跃期，国际社会需积极谋共识，促合作，真正将反恐作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最紧迫任务加以推进。首先，应摈弃双重标准与实用主义，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国际反恐需以维护全人类的和平与安全为根本目的，那些始终坚持霸权主义与冷战思维，甚至将反恐作为实现战略图谋工具的做法只会桎梏国际反恐进程，作茧自缚。其次，充分开展以联合国为主导的、国际与地区多边框架下的多领域反恐行动。国际社会只有切实团结在联合国反恐框架下，全力开展有效反恐行动，才能推动国际反恐进一步发展。全球反恐论坛、上合组织等国际与地区反恐组织是国际社会开展多边反恐合作的有力平台，将积极推动国际反恐进程。最后，文武并用，标本兼治。反恐需综合施策，长远谋划，只有切实从根本上铲除那些促生不公、引发积怨的毒瘤，真正将人民的利益置于最高点，才是彻底消除恐怖主义的王道。
参考文献：
1.东方晓：《伊斯兰与冷战后的世界》[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
2.吴云贵：《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宗教极端主义与国际恐怖主义辨析》，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3.[美国]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大棋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
网站编辑：贺绿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