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金融时报网17日发表署名为苏梦夏撰写的一篇题为《“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中俄关系展望》的文章，文章说，在2015年，我们已经看到，俄罗斯将外交政策向亚洲倾斜，这主要带来了两个结果。首先，俄罗斯与中国的关系变得更紧密。中国是亚洲大国，也是崛起中的全球大国；其次，俄罗斯的外交政策日益重视中亚国家。中亚已成为俄罗斯倡议的“欧亚经济联盟”与中国倡议的“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主要合作地域。
很明显的是，俄罗斯越来越默许中国对后苏联空间的不断介入，尤其是中亚。这是史无前例的。俄罗斯一直拒斥西方国家对那里的介入。俄罗斯态度变化的部分原因是中国外交的灵活技巧：西方国家试图通过单边行动来与后苏联国家交往，既不征求也不要求俄罗斯的支持，也几乎不顾及俄罗斯的战略敏感，而中国则采取了合作态度，试图把俄罗斯的利益纳入考虑之中。
本文的主要论点是，中俄走近实际上符合各方的最大利益，包括西方国家，因为两国有助于维持脆弱的世界和平。即使我们假设，西方决策者的主要目标是遏制俄罗斯的单边好战倾向（无论这是客观存在还是仅为一种主观感受），使其返回妥协政治的轨道，中国作为一个奉行谨慎外交政策的国家，以及一个潜在的调停中介国，其影响力也极有利于这个目标的达成。
为了证明这一论点，我们设想中俄关系发展的三种可能场景。中亚地区安全形势的变化情况，以及西方国家对中俄两国的态度，是我们考虑的两个变量。
场景一：欧亚经济联盟和丝绸之路经济带实现互补
2015年，中俄双边关系的主要政治事件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5月对俄罗斯的访问。两国签订了“欧亚经济联盟”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合作宣言，确定了未来的合作计划。仔细考察宣言文本，我们会发现，“经济”一词单在标题里就出现了两次。很明显，两国试图加强的合作主要是经济领域的合作。
“丝绸之路经济带”可以让中亚的交通变得更通畅。该战略是基于中国国内一项非常成功的经济发展战略：中国多个省份的发展经历证明，通过修路，打破一些地区的隔绝状态，能有效促进经济发展。但“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目前尚不能解决的是，基础设施网络在建成之后的管辖权问题。外国与中国省份不同，中国将资金投入到最终将由外国政府经营的公路等设施时，中国投资者的收益将如何保障，的确是一个问题。
但事实上，主要以欧盟为灵感的欧亚经济同盟，完全有能力解决这个管辖权问题。事实上，欧盟已经通过一系列所谓的“铁路指令”，即超国家的欧盟法律，为跨界铁路运营设立了立法先例。从1991年开始，欧盟逐渐放开了铁路经营的市场准入，允许铁道基础设施之外的企业参与，结果是跨国界的铁路数目大增，由欧洲之星、Thalys、TGV等企业运营。欧盟各方现正举行谈判，以通过“最后一步”，为“欧洲单一交通区”构建法律框架。如果这一努力成功，最终将形成由欧洲铁路局主导的超国家的铁路管理机制。
欧亚经济联盟还提议建立一个铁路客运与货运的管理框架。根据欧亚经济联盟缔结条约中仿欧盟的规定，该联盟意在实现“货物、服务、劳动力和资本的自由流动”。即使中国不正式加入欧亚经济联盟，该联盟也可以成为签证、海关等多边事务谈判的辅助性平台。如果该平台能得到有效利用，还可能促成某种混合机制，如类似于欧洲的申根区——瑞士、挪威等非欧盟国家也可加入申根区。
场景二：中亚的安全威胁可能推动中俄结成战术性联盟
2015年9月曾传出一项几乎未被西方媒体注意到的消息：中亚国家塔吉克斯坦发生了一场伊斯兰主义的政变图谋。塔吉克斯坦与阿富汗相邻，其居民与阿富汗北部居民在种族上相近。该国有漫长而痛苦的族群争斗史。这段历史常被带着意识形态色彩，描绘为世俗政府与伊斯兰主义反对派之间的冲突。
俄罗斯知名军事专家瓦西里·卡申在今年6月的清华世界和平论坛上发言时指出：“（中亚）地区在中期有可能爆发一场全面的安全危机”。卡申认为，假如这样的危机爆发，鉴于该地区毗邻中俄两国，所以两国的介入几乎是必然的，介入的程度将取决于威胁的严重程度。
中俄两国早已开始为这样的不测做准备。从2005年开始，上海合作组织（SCO）就允许在其框架下举行军事演习，中俄两国也联合参加了演习。从这个角度出发，一些俄罗斯军事专家长期以来都呼吁，提升上海合作组织的防务潜力，尤其是加强中俄两国的军事协调，其最引人瞩目的代表是俄罗斯科学院的Anatoly Klimenko将军。
2015年7月乌法峰会通过的《上海合作组织至2015年发展战略》重申，上海合作组织不准备成为一个政治或军事联盟。在和平年代将是如此。但通常发生的情况是，如果发生战争或冲突，为了展开军事行动，国家之间就会结成战术性联盟。所以，任何担心中俄结盟的人，都应首先祈祷中亚保持和平与稳定。
场景三：中俄两国政治稳定受威胁可能加快新的多极化世界秩序趋势
“一带一路”战略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是迄今为止非西方国家提出的最具雄心的发展倡议。尽管这两项倡议是否能成功，现在判断为时尚早，但它们明显在软实力方面是成功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有50多个创始成员国，包括俄罗斯。中国已与俄罗斯就围绕“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合作签署了一项重要宣言。而最关键的是，在这项计划所涉及的各国里，政治经济决策者都预估该计划能成功。这表明了国际上对中国的信心，这是来之不易的，中国也完全有理由为此自豪。
可以说，中国外交战略的主要优势在于，中国在承诺提供发展支持的同时，不挑战当地精英的政治权力。西方以经济政治改革为条件的做法备受指责，被认为在世界很多地方导致了冲突，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方式更具吸引力。作为一个非西方国家，中国一方面能学习西方的发展方法，另一方面保留了根据自身需要来选择适用国际“最优经验”的权利。
发展中国家的政治悲剧在于，一方面，学习西方科学、政府治理与社会管理制度，对自身发展至关重要，但另一方面，动荡的政权更迭，或者说所谓的“颜色革命”，又会让任何负责任的政府望而却步。正像记录乌克兰“独立广场运动”的纪录片《凛冬烈火》所表明的，反政府示威往往不仅不能鼓励政治多元化，反而造成混乱和失序，而且像穆斯林世界的例子所说明的，可能使恐怖主义威胁加剧。
在俄罗斯，脆弱的政治平衡已被2011-2013年的反对派运动打破，该运动质疑弗拉基米尔·普京竞选连任成功的合法性。大部分反对派领导人都是自由派阵营的代表。在1990年代非常不得人心的改革中，他们的影响力已受损，至今缺乏真正的社会支持基础。因此，俄罗斯反对派运动未能实现其让普京下台的目标，他们唯一做到的是，推动普京及其他中间派与更保守的力量结成联盟。同时，尤其是在克里米亚危机和西方对俄制裁之后，很多原本亲西方或属于自由派阵营的俄罗斯人，也已转向更加民族主义的立场。
回到国际关系方面，很多人认为新的多极化不可能出现，理由是在现代世界不存在两种意识形态选择，例如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历史的终结》、《世界是平的》等很多书阐述了这一假定。然而，中国“一带一路”战略、AIIB等倡议的吸引力表明，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可能正在出现。发展中国家有权走稳定和平的发展道路，不受来自西方国家的外部政治压力，或许确实在成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很多新兴市场国家，如“金砖国家”，都会认同这种观点。而且，来自西方的政治压力越强，中俄结成实质性战略联盟的可能性就越大，两国也会越有动力去尽可能拉拢那些对西方施压不满的国家，作为自己的盟友。
在本文描述的三个场景中，第一个以经济合作为目的的场景，是中俄两国官方目前所愿意实现的。任何国家，包括西方国家，都没有理由担心该场景的实现，或者为其可能的失败而鼓掌。如果我们认为当前的主要任务是维持世界和平，那么向俄罗斯施压以希图实现政权更迭，显然不能实现这个目标。由于西方政治家曾试图通过单边行动增强西方在前苏联国家的存在，他们在俄罗斯人眼中已失去公信力，所以他们的外交努力也无法实现这个目标。但是，中国作为一个奉行审慎外交政策的国家，作为一个潜在的协调中介，却有可能间接地促成世界和平目标的实现。当前国际政治已发展到危险阶段，全球力量平衡正在转移，这让一些人联想到两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岁月。在这种情况下，合作尤其是经济合作的立场，而不是对抗的立场，在本质上是一种远为明智的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