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豹突击队的源起
朝鲜战争之后，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提出了名为“新面貌”的战略思想。朝鲜战争导致美国武装力量大规模扩充，而艾森豪威尔打算保持扩充后的武装力量规模。同时，为了震慑潜在的作战对手，美国对核武器以及远程空中力量也产生了较强的依赖。从朝鲜战争结束到1965年越南战争升级前，美国的武装力量员额从未低于250万，平均达到280万。但在20世纪50年代，美军越来越需要用于执行非战略性任务的特种作战力量。陆军拥有绿色贝雷帽特种部队，海军拥有水下爆破大队，而海军陆战队则拥有武装侦察连。
在艾森豪威尔执政的最后几年里，他开始让上述特种部队介入一些与美国利益攸关的小规模冲突，这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东南亚国家老挝的内战以及古巴内战。古巴这个距离美国海岸线90英里的岛国于1959年1月被菲德尔·卡斯特罗接管后宣布成为共产主义国家。最后越战也爆发了。
经常被提及的一种说法是，约翰·肯尼迪总统为了越南战争而成立了海豹突击队。那是个不错的传奇故事，但并非事实。历史告诉我们，海豹突击队的形成是一个不断演变的过程，不是一夜间发生或者说是孤立事件影响的结果。海豹突击队的出现是许多人共同努力的结果，朝鲜战争及其之后发生的国际大事，尤其是在老挝和古巴的战事对水下爆破大队产生了积极影响，也催生了海豹突击队。
朝鲜战争结束后，水下爆破大队前途不明。战争期间执行的各类行动使得水下爆破大队可胜任的任务领域大大扩充，包括敌后行动、内陆突击、破坏铁路隧道、扰乱敌军行动以及对朝鲜兴南港的彻底摧毁。以前人们都认为，水下爆破大队的职责就应该在水下，但很明显朝鲜战争打破了这一固有观念。战后，美国海军作战部官员在五角大楼和海军人事局都对此进行过分析，水下爆破大队的军官也参与了讨论。
早在1958年，海军作战部长阿雷·a.伯克上将就提议采取秘密措施遏制共产主义势力。伯克上将知道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两任总统想在某些地方进行非常规战争，于是他指令海军作战部根据小规模冲突的要求，组建新的海军军事单位，或将现有的海军军事单位进行相应改组。
海军作战部经过大量研究，得出的结论是：不能简单地赋予水下爆破大队更多的任务，因为这与水下爆破大队传统上应当承担的责任不符，也与现实中两栖部队理论上应当承担的责任不符。因此，需要考虑建立一批新的军事单位，它们不但拥有水下爆破大队的作战经验，同时能够吸收美军在朝鲜战争中学到的一些新的战争理念。
由于水下爆破大队在理论上属于两栖部队，因此不能使用陆军和海军陆战队的训练学校，当其要去执行以前未曾执行过的任务时，也无法添置必要的装备。根据规划，新的非常规作战部队不会被上述教条捆住手脚，他们可以执行的任务种类更多，人员和物资的分配方式更为独立，而且拥有自己的预算。
海豹突击队在东南亚
20世纪60年代初，老挝、古巴危机持续，南越的叛乱也愈演愈烈。伯克上将命令海军作战部做好非常规战争的准备，并就此提供一些预案供高层挑选。在其中一份预案中，海军作战部人员建议：“水下爆破大队和海军陆战队武装侦察连组织情况良好，能够扩充成非常规作战部队。”
1960年9月13日，海军作战部采取了更为实质性的步骤，正式成立了一个“非常规行动工作组”。这个工作组直接向华莱士·m.比克利上将汇报工作，比克利上将在战略规划处工作，是海军作战部中负责舰队行动和战备的副部长。他指导工作组研究“海军非常规行动所要使用的方法、技术和理念，这些可能会在冷战的形势下被用来有效地对付中国和苏联”。
1961年3月10日，在海军内部成立特种作战部队的理念浮出水面，甚至“海豹”的名字也出现了。当时，“非常规行动委员会”（其前身正是“非常规行动小组”）向战略规划处处长小威廉·e.金特纳少将提交了一份初步建议，并获得批准。这份建议又被提交到海军作战部长的案头等待审阅和批准。在这份建议中提到，要赋予两栖部队更多、更广泛的非常规作战能力，或者将两栖部队进行扩充，以使其获得这样的能力，建议中还强调要在“限制水域”执行作战任务。
“非常规行动委员会”还提议在太平洋和大西洋两栖部队司令的麾下各成立一支特战部队，这样“就形成了一个聚焦点，所有海军特种作战能力（海军游击战）所需要的要素都可以通过这一焦点进行展现。适合这种部队的名称是‘seal’（海豹部队），即海上（sea）、空中（air）和陆地（land）的缩写，象征着全方位、立体化的战斗能力”。初始部队可以包括20~25名军官和50~75名应征士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