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伸阅读】境外媒体：为何美国没有讽刺漫画《沙尔利周刊》
参考消息网1月12日报道境外媒体称， 像《沙尔利周刊》那种风格的挑衅性讽刺漫画在美国媒体上基本看不到。它们批评这种漫画是“粗俗的”。在美国报社，最尖刻的几位漫画家都退休了，或是悄然隐退。
美国主流媒体禁忌多
据德国《法兰克福汇报》网站1月10日文章，《纽约时报》在工作日里会销售64万份，周日则是12.5万份。《沙尔利周刊》的发行量在3万份左右。《纽约时报》记者的一篇报道在8日将《沙尔利周刊》致力于伤害一切穆斯林觉得神圣的东西称作是“肆无忌惮、粗俗和部分出于商业动机的”。
被杀害的主编斯特凡纳·沙博尼耶可以很容易地解释他的经营模式。在“媒体危机”中，他们既不想争取富人赞助者，也不想拉拢广告客户。为了“绝对的独立”，报纸必须通过发行赚钱。《沙尔利周刊》通过极端的宗教批评服务特定消费者的需求。
在编辑部被血洗后得出这样的结论——被杀害的同事的经营政策过于冒险，这太草率了。它对倡导自由的媒体在巴黎伊斯兰恐怖主义烽火后所处的尴尬境地来说很有典型性：它们必须向公众解释，与讽刺好战的《沙尔利周刊》相比，它们自己有什么。在美国，人们找不到《沙尔利周刊》的对应物。
文章说，美国的主编们在谈到新闻自由时从来不会放过自夸的机会。《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在越南战争期间公开五角大楼的秘密文件被视为不会凋零的光荣一页。但是现在在漫画家、编辑、校对员和两名警官为了新闻自由而献身之后，这些世界性报纸的制作者却给人这种印象：这一媒体事件令他们感到尴尬。
不管政治爆炸性如何，在像《纽约时报》这样的报纸上刊登此类漫画无疑是违反公司规矩的。英语语言中最常使用的四字单词之一不会出现在《纽约时报》上。关于性和排泄物范畴的禁忌不久前在围绕《采访》一片的外交危机期间产生了奇特的后果，报纸致力于一部电影的解禁，但报纸的影评人在重要问题上只能用阿姨式的婉转表达来描述电影的情节。
《华盛顿邮报》的总编辑马蒂·巴龙解释说，决定不刊登批评伊斯兰教的漫画是因为他的报纸“不刊登任何挑逗性、有意识或者不必要地伤害宗教群体的内容”的“实践”。在同样精神下，《纽约时报》透露说，如果存在“伤害宗教敏感”的意图，“通常”毫无可能刊登。《沙尔利周刊》风格的讽刺漫画在《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原则上是没有位置的。
讽刺漫画曾经也风行
这篇名为《美国没有此类讽刺漫画位置》的文章称，以前美国有像《沙尔利周刊》这样的杂志。20世纪60年代早期是自由讽刺漫画的全盛时期，它在与教会伦理和资产阶级双重道德的斗争中培养了肆无忌惮的特性。
《现实主义者》杂志的员工、单人滑稽剧演员伦尼·布鲁斯1964年在纽约的一场淫秽言语诉讼中被判刑。2003年共和党州长乔治·帕塔基在他死后为其赦免。布鲁斯作为口无遮拦的英雄留在民族记忆中，但是他关于埃莉诺·罗斯福和杰奎琳·肯尼迪性别特征的独角戏被划归对性解放的贡献，而不是政治行为。
政治哲学教授贾森·斯坦利在《纽约时报》上批评说，《沙尔利周刊》以同样的方式攻击教皇和先知穆罕默德。一个是针对多数法国人信奉的宗教，另一个则是针对受压迫的少数。一个训练有素的自由民主权力机制的专家忽视了《沙尔利周刊》政治立场的背景，这很奇怪。天主教虽然是多数人信奉的宗教，但同时也是被废黜的国家宗教，是革命的历史敌人。在激进地致力于让政权回归世俗主义的情况下，《沙尔利周刊》的员工们是在为国家事业奋斗，对教会反革命的恐惧决定了他们对伊斯兰教的看法。
文章说，美国有反天主教主义，但是没有反教会主义，因为美国革命不是针对国教的。
在美国媒体倔强地声明力挺无限言论自由的背后可以感觉到一种良心谴责的情绪。这些权威机构在9·11之后的十年里一再顺从政府的要求，压制关于刑讯的报道，回头看来，这对责任人来说是灾难性的。没人指望《纽约时报》会给《沙尔利周刊》的某位幸存者一个专栏位置。但是它就不能暂停它维多利亚时代的语言规则来记录一下巴黎发生的事么？
新生代漫画家太“驯良”
香港《南华早报》网站1月10日发表题为《时事漫画家：令人头疼的新闻界的狂人们》（作者 汤姆·普雷特）的文章，文章内容如下：
我曾经担任纽约和洛杉矶多家报社的意见版编辑，这份工作最困难的是如何监督那些创意横溢的艺术家——这些人是鬼才，懂得如何以尖刻的方式表达意见；你内心深处知道这些意见是对的，但写作人总是难以用巧妙的方式表达出来。
是的，我所说的是报章杂志的社评漫画家——这些人是新闻界真正的“狂人”。
他们挖苦得最尽情的时候，也就是他们最刻薄的时候，这时他们从来不会笔下留情。他们不在乎其他人的想法，笔下的作品也没有半点委婉之意。他们懂得如何刺伤他人，而且大部分人都乐此不疲——至少和我共事过的优秀漫画家是这样的。
当然，不是人人对全球议题的看法都和他们一样。常有读者被报章的社评漫画触怒，怒气冲冲地打电话到报社投诉。来电的人包括市长、州长、大学校长、宗教领袖——有时投诉电话没完没了。
我也收到过不少又怒又愁的上司打来的电话，尤其在报社。美国出版商总想取悦所有读者。但在社评漫画家心目中，他们的工作并非是要讨人高兴，也不是为了促销报纸，而是寻求真相。他们认为，如果人人看了漫画都高兴，那么肯定有什么地方做错了。
和我共事过的几位著名漫画家都曾获得普利策奖和其他知名大奖。但近年来，至少在美国报社，最尖刻的几位漫画家都退休了，或是悄然隐退。
至少在我看来，新一代漫画家较驯良，甚至太有礼貌，令人担忧——他们更像是彬彬有礼的插画家，而非家庭晚宴上喧哗但惊世骇俗的醉鬼。漫画家的热情似乎已不复见。
但在巴黎则不然：驯良绝不能用以形容《沙尔利周刊》那些尖酸刻薄的漫画家。该周报的漫画并没有反伊斯兰教，他们的嘲讽对象是一切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事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