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消息网12月18日报道美国《波士顿环球报》12月14日发表题为《恐怖分子官僚制度：揭秘伊拉克的“伊斯兰国”组织》的文章，文章作者系普林斯顿大学政治与国家关系学副教授雅各布·N·夏皮罗 埃默里大学政治学副教授丹妮尔·F·琼，文章内容如下：
自从“伊斯兰国”组织最近登上国际舞台以来，与其他激进组织相比，显得与众不同。它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成为地区最紧迫的安全问题。除此之外，观察家也注意到了别的东西：惊人的结构水平。该组织采用官僚和系统化方式来维持权力，某种程度上更像是稳定的政府，而非一群极端分子的乌合之众。
“伊斯兰国”组织的行政能力源自其前身“伊拉克基地”组织和“伊拉克伊斯兰国”组织。但行政能力强也有一个明显的副作用：它留下了大量历时久远的文档。我们团队对144份“伊拉克基地”组织和“伊拉克伊斯兰国”组织自身财务和管理文档进行了分析。这些文档是在2005年至2010年间缴获的，包括打印文件的扫描版以及在硬盘、记忆棒和其他媒介中发现的电子文件。其中一些电子表格列出了数百名武装分子的资格和训练情况、上千名成员薪水支付条目细节以及详细开支清单。
抛开极端主义和暴行不谈，像“伊斯兰国”这样的组织的运转方式跟众所皆知的正常组织极为相似：它们需要收益，有开支，每周也要发工资。从这个角度看，可以发现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它们的组织模式长期保持稳定，这表明即使是激进组织也无法轻松适应环境变化。恐怖分子的薪酬经济学令人惊叹。武装分子在执行九死一生的任务时，薪水低得令人惨不忍睹。这告诉我们，要么该组织拥有大量的潜在武装分子补给，要么它觉得有必要筛掉那些不够忠心、不甘领微薄薪水去冒生命危险的人。
我们的分析清晰地描述了“伊拉克伊斯兰国”组织如何运转，如何支付薪水，以及如何在巨大压力下生存。众所周知，组织文化很难转变，因此该组织2005年至2010年间的活动应能帮助我们很好地了解今天的“伊斯兰国”组织情况。
收入依赖犯罪
一段时间以来，常规的反恐思维是，极端组织的资金主要来自财大气粗的捐赠者和外国政府。也许有关“伊拉克伊斯兰国”财务情况的最有意思的事情是，如果反叛组织有办法向当地经济征税的话，那么它们就不需要外部支持者。文件显示，2005至2006年“伊拉克伊斯兰国”的主要资金来源依赖轻微犯罪（例如偷盗汽车并销赃），2007年至2008年转变为更复杂的黑手党式保护费，2009年至2010年直接涉足石油生产和走私。该组织内部文件完全没有大笔捐款的收益记录。实际上，该组织自身内部分析明确指出，依靠外部支持者会导致组织运转受到干预，因此，如果可能的话，应当避免这种情况。
了解这一点至关重要，这不仅告诉我们要摆脱切断恐怖分子资金供应的传统做法，而且让我们认识到“伊斯兰国”组织自身的情况。任何一个征税的组织必须提供回报。但没有证据表明“伊斯兰国”组织格外擅长提供公共服务。这意味着该组织不太可能在其势力范围长期有效地征税。
成员薪酬很低
在我们分析的文件中，有大量证据表明“伊拉克伊斯兰国”组织拥有完善的薪酬体系，对薪水作了明确规定。“伊拉克伊斯兰国”的工资标准十分平均。2006年，武装分子领取6万伊拉克第纳尔（当时约合41美元）的固定月薪，每一名配偶或其他需要供养的成年家庭成员的额外津贴是约3万第纳尔，每一名需要抚养的儿童的额外津贴是1.5万第纳尔。不同职位之间无薪酬差别，而且几乎没有证据表明级别较高的成员薪水更高。他们没有高薪管理人员，至少按规定是没有的。
离奇的是，“伊拉克伊斯兰国”并未向任何成员提供有竞争力的薪水。总体上看，2007年“伊拉克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平均月薪不到伊拉克文盲男性平均月薪的一半，甚至还不如失业者打零工赚得多。其他方面也很奇怪：一般来说，风险高的工作薪水也高。但在“伊拉克伊斯兰国”情况恰恰相反。事实上，在风险较高的战区和战事吃紧期间，薪水通常较低。
这表明，“伊拉克伊斯兰国”的雇员在工作中找到了不同的价值观。非金钱补偿——例如为了心目中的奋斗目标而战——一定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花钱严格控制
如果产生支出，即使是忠实信徒也需要报销。正如普通公司那样，报销需要文书工作，或者至少要做到老板能查账。
尽管记录保存完好，但“伊拉克伊斯兰国”在具体开支项目上语焉不详。我们无法确切掌握他们的钱花在哪些地方。但有一点很清楚，该组织不轻易把钱花出去，它要求记录款项领取人身份和领取时间。此外，尽管该组织没有健康计划——至少没有我们普通人拥有的医保，但它似乎承担了某些成员的医疗费用。
同样存在腐败
我们发现的证据显示，“伊拉克伊斯兰国”和任何机构一样担心腐败和假公济私。
尽管薪水低，但“伊拉克伊斯兰国”制定了向遇难武装分子的家属持续提供资助的政策，这是一种代价高昂的“人寿保险”。遇难者家庭成员越多，费用就越大。文件显示，有一名遇难者的家属特别多，原因可能是基层领导人虚报家属名单并从中获利。尽管我们无法证实，但这似乎是最有可能的解释。类似的文件还显示，有高层领导人指示调查是否有基层组织伪造武装分子名单来谋私。此外，该组织管理人力资源和财务的方式——要求多重签名和监管——也反映出组织内部的高度不信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