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金融时报网27日发表该报专栏作家何帆的题为《民主遏制不了贫富分化？》的文章。文章说，收入分配是一个很容易让人激动的话题。支持一方的观点，或是反对一方的观点，都可能会掺杂着强烈的情感因素。就拿今年最火的一本书，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一书来说，有人说好，有人说不好。说它好的人给它打五颗星，说它不好的人恨不得倒扣它几颗星。
如果从旁观者的角度来看，真相往往是在两个极端中间的地带。平心而论，皮凯蒂并不是一个激进的革命家；他没有雄心想打碎旧世界，迎来新天地；他的观点是很独特，但并不离谱；他也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动机，不是为了要迎合哪种政治立场。说到底，他只是一个比较轴、比较另类、比较欧洲的青年学者而已。同样，平心而论，也没有必要把所有的光环都加在皮凯蒂一个人身上，研究收入不平等的杰出学者还有很多；皮凯蒂也未必真的找到了颠扑不灭的资本主义基本规律，他的理论基础漏洞百出，有很多可以商榷的地方，政策建议也很天真；收入分配是一个宏大的话题，但皮凯蒂说来说去，只是他知道的那一点点事情。说到底，他只是一个比较轴、比较另类、比较欧洲的青年学者而已。
我们姑且不论皮凯蒂说的到底是对还是不对。他的一个担心值得我们关注。皮凯蒂不是说所有的收入不平等都不好。如果你的收入都是自己努力挣来的，那么，适度的收入差距反而能提供正向的激励机制，这对经济增长当然是件好事。即使你的收入来得不那么理直气壮，但是，如果你能够让别人相信，你就是应该拿这么多钱，那么，就算是极度的收入差距，也不一定会对社会稳定带来严重的冲击。想象一下等级森严的“种姓制度”，如果生在下等阶层，你只能听天由命，根本不会有改变命运的奢望。皮凯蒂真正担心的是，在一个民主社会中，如果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最后该怎么收场。民主政治要求一人一票，纽约街头的流浪汉和巴菲特一样，都是一张选票，但经济现实却是贫富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这带来了一个严峻的两难选择：你是要经济自由呢，还是要民主制度呢？一个极端的经济自由主义者最终会不得不放弃民主制度，但皮凯蒂认为，民主制度比经济自由更重要，所以他选择节制资本。
可是，这就带来一个问题，既然是民主制度，99%的平民大众，人数远远超过了顶级的1%超级富豪，按道理讲，民主制度要听大多数人的意见，因此当人人厌恶贫富差距的时候，自然会通过一系列收入再分配政策，遏制收入不平等扩大的趋势。为什么民主制度没有遏制收入不平等趋势呢？
201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出了一本新书《不平等的代价》，说的就是财富如何破坏了民主政治。说实话，我真心希望斯蒂格利茨教授写这本书的时候能再认真一些。这是一本让人有很高期望，但又很容易失望的书。斯蒂格利茨敏锐地捕捉到了一些重大问题，但在论述的细节上却过分粗糙。
同样是论述不平等，皮凯蒂的观点是，市场经济会自发地带来贫富分化，因为从长期看，资本的收益率高于经济增长率，大资本的收益率高于小资本的收益率，人赚钱很难，钱赚钱很容易，所以劳动收入的增长速度赶不上资本收入，尤其是大资本的收入。斯蒂格利茨则说，之所以会有贫富差距的扩大，是因为市场经济受到了财富的操纵。财富阶层通过影响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把好好的市场变成了“寻租”的乐园。借用著名金融学家拉古拉迈·拉詹和路易吉·津加莱斯的话说，“pro-business”不一定是“pro-market”，有实权的大资本反而会要求政府干预，以便限制竞争对手，巩固自己的利益，所以他们呼吁，要“从资本家手中拯救资本主义”。
斯蒂格利茨进一步指出，财富不仅仅会影响经济政策，还会直接影响政治决策。这包括几个方面：第一，穷人的政治热情不高，对投票和其它各种政治参与都不热衷。这很容易理解。在政治学的文献中，有人不投票并不稀奇，稀奇的是，人们为什么会投票。如果是“理性”地计算投票的成本和收益，投票的成本肯定大于收益，你那一张票对历史的潮流不会有任何影响。人们之所以会去投票，是因为还有那么一点信仰和情怀。穷人不投票，部分原因因为他们投不了票。美国的穷人中很多是没有公民权的。有公民权的穷人，也在为生计发愁，而非为政治操心。革命从来都只是革命家自己的娱乐。
第二，富人的政治捐款远高于穷人。尤其是在最近20年，政治捐款成了富人的新时尚。在美国，收入最高的0.01%人口占总收入的5%，但其政治捐款则占捐款总数的40%。财富500强的CEO和董事长中，每5个人就有4个有政治捐款。有4位政治学家，斯坦福大学的Adam Bonica，普林斯顿大学的Nolan McCarty，佐治亚大学的Keith Poole和纽约大学的Howard Rosenthal在2013年夏季的《经济学视野》杂志上发表的一篇综述文章对此进行了更详细的讨论。他们发现，收入不平等和富人的捐款比例存在着较强的相关性。但有意思的是，收入最高的阶层在捐款的时候是对左右两派都捐，这样才能和两边都保持联系。小一些的政治捐款却会投向那些自己心仪的更极端的政治力量。
第三，美国的政治在走向极化。这主要体现在共和党更加右倾。越是新晋的共和党议员，政治倾向越是朝右。民主党的政治倾向则变化不大。饶是如此，民主党对纠正贫富差距的政策也不感兴趣。民主党之所以在总统选举中战胜了共和党，主要是因为小布什的外交政策不得民心。民主党的“左倾”体现在其它方面，比如他们更愿意谈论环境保护和气候变化，在种族、性别等问题上显得更加“进步”。美国的政治选举制度中的一些设计，如多数制（即获得最多数票的政党或候选人“赢家全得”，能够独占一个选区的席位），也引起很多诟病。
斯蒂格利茨进一步谈到，财富还有可能影响到意识形态。我们总是觉得自己的观念都是深思熟虑得来的，都是客观公正的，但行为经济学告诉我们，人类的认知模式中存在着很多缺陷，人们容易轻信、盲从，也容易固执己见。这当然是非常冷静和中肯的提醒，但接下来，斯蒂格利茨教授开始批评他的对手，那些“右派”。他说，“右派”对大众是“说教”、是“洗脑”。他说，“1984”已经降临，意思是说人们生活在奥威尔描写的那种思想控制之中。何以见得呢？斯蒂格利茨教授只是告诉我们，“右派”精心地挑选了一些美丽的词汇装饰他们的思想，大的财富控制了大众媒体，群众都很无知，没有识破权贵资本主义的伪装。
其实，斯蒂格利茨教授自己也承认，意识形态的历史犹如生态环境的演进，是缓慢、复杂而自发的。当然，生态系统并非总是运转良好的，如果失去了内在的相生相克，一个生态系统可能会出现失衡、甚至走向崩溃。同理，一个思想体系如果失去了自我批评的能力，很可能预示着这个思想体系正在走向没落。如今，经济自由主义仍然在美国占据主流，政治家不关心收入不平等，首先是因为选民不关心这个问题。作为一个喜欢看热闹的人，我是希望能够多听听暂居劣势的左派们的奇谈怪论，吸收他们的思想，这样才能左右互博，立于不败之地。我希望斯蒂格利茨教授能够更详细、客观地帮我们分析，为什么经济学的生态系统出现了问题，而不是简单地告诉我们，谁是香花，谁是毒草。
在这个充满了不确定性的年代，时时刻刻保持怀疑精神是有必要的。罗素说过：“我是不会为我的信仰献身的，因为我信仰的很可能是错的。”不仅要怀疑别人，而且要怀疑自己，怀疑自己曾经相信和正在相信的东西。王安石慷慨高歌：“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苏东坡浅吟低唱：“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吾从子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