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侨报》10月16日文章，原题：依法反腐 中共为制度化蓄力 腐败，一直是中共领导层的心头病;不同年代里，强调对反腐的不同侧重点。1992年，邓小平呼吁，“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2013年，习近平强调，“要善于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对腐败”。从侧重“反腐常态化”到侧重“反腐法治化”，体现了中共反腐思路愈发清晰、成熟。
中共新领导班子上任以来，先是掀起了一场反腐治标之仗，打虎拍蝇不避嫌，查处“四风”不手软，从心理层面看赢取了民间信任，从战略层面看则为治本赢得时间。即在扳倒一批批贪官、形成“不敢腐”的高压态势之际，中共高层也在求索、总结制度的笼子如何编织等深层问题。
依“法”反腐，用“法”防腐，发挥制度的刚性约束作用，对外，是摆脱西方惯常的用政治斗争眼光看待中国、不再给中国贴选择性反腐标签的需要;对内，是结束“猫抓老鼠”式耗心耗力游戏、将反腐中的预防腐败端口前置、推进权力运行透明化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制度反腐，理想的状态是有一部完整而系统的反腐法、一个权威而独立的机构、一套既定合法的程序。
目前，中国的诸多变革，都在为反腐体系的确立而蓄力。比如，反腐败立法已在2013年列入未来5年立法规划，整治“裸官”、“三公”、“四风”等被证明比较有效的规定，未来可以入法;纪委的强势地位初步确立，巡视制度成为常态且高效，从中央层面协调国际追逃追赃工作，这些都有望成为未来统一的反腐机构的雏形;不管是级别多高的贪官，审理时依法走程序，避免法律问题政治化，这方面的表现也是有目共睹。
反腐制度化，除了反腐这一面，还有防腐的一面。这意味着反腐配套制度的必要性。财权方面，推进预算管理改革，刹住“跑部钱进”风;人事权方面，完善选任制度和新任官员公示制度，杜绝“带病提拔”;事权方面，继续深化简政放权，铲除权力寻租的土壤……这里面，有的做得不错，有的做得不好，需要站在反腐与改革的大局上优化提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