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舆论为“占中”披上了民主的外衣。但仔细看来，这其实是“皇帝的新装”——一场发生在香港的践踏理性、破坏法治、对抗政府的街头骚乱，这才是“占中”赤裸的真相。西方媒体以民主对“占中”穿凿附会，不仅令人难以接受，而且反映了西方民主理念的空洞化与功利化，反映了西方民主价值的衰落与倒退。
从“占中”的多重目的、组织实施以及造成的恶果看，“占中”突出体现出来的是“夺权”、“对抗”、“冲突”和“破坏”，无论如何都沾不到民主的边缘。
“占中”的目的与民主无关。“占中”有多重目的，而其关键词则只有一个：“夺取管治权”。根据《基本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香港在2017年普选行政长官。“占中”组织者企图通过在香港的金融、商业和行政中枢地区发动大规模骚乱，达到突破《基本法》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行政长官普选提名的规定，要挟中央政府和特区政府在普选行政长官方案中剔除行政长官参选人“爱国爱港”的政治要求，为“反中乱港”者顺利成为2017行政长官普选参选人创造制度条件。简言之，就是以所谓的“真普选”，逼迫中央政府和特区政府让反中乱港者“越法入闸”2017行政长官普选。这是“占中”当下的、显性的目的。但“占中”组织者明白，这种公然挑战法制权威和国家权威的行为最终不会得逞。他们之所以“知其不可而为之”，还有另一层长远的、潜伏的目的，即通过思想宣传、组织动员和实施“占领”的周密部署，在香港社会培养对抗中央政府和特区政府势力，进而削薄爱国爱港进步力量，扩大反对派的选民基础。即使反中乱港者“入闸”2017年行政长官普选的美梦落空，也可以将针对2017行政长官选举而发动的“占中成果”，转移给2016年的立法会选举，为2016年立法会选举反对派赢得更多席位造势。这就是“占中”企图实现的另一个隐形目的。由此可见，“占中”同民主毫不沾边，从头到尾充斥着权力的欲望。它不是在为七百万香港市民争取民主权利，而是在为极少数反中乱港者争夺“管治权力”。
“占中”的思想宣传、煽动对象，一开始就强烈体现出对抗和冲突的特点，完全背离了民主的精神。“占中”组织者以“爱与和平的占领”来为这种对抗性消毒降温，其实是欲盖弥彰。“占中”在去年初开始的宣传动员阶段，就把“公民抗命”这一具有对抗性、煽动性的理念大加发挥。众所周知，所谓的“公民抗命”是一个陈旧的概念，而且也只有在那些实行专制、压迫的政治体制中才具有某种合理性。当代世界，许多国家尤其是政治稳定成熟国家爆发的骚乱或抗议行动，都很少以“公民抗命”来拔高、掩盖抗议行动本身的目的。香港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即使在港英治下，也可以说法治比较健全、社会高度自由开放，公民不同意见，在缺乏选举的情况下依然拥有顺畅的表达渠道。香港回归祖国以后，资本主义制度保持不变，政治制度和社会生活的民主化进程循序渐进向前发展，《基本法》并规定了行政长官和立法会将最终达致“双普选”。因此，香港的政制现实和社会现实都没有“公民抗命”的土壤。“占中”组织者引入“公民抗命”这一陈旧理念，目的不过是强化“占中”的对抗性而已。正因如此，“占中”组织者以及“学联”在与政府对话上一再设置障碍而任由事态失控酿成冲突，也就不足为怪。
“占中”的组织者将煽动的主要对象瞄准青年和学生，可以说在酝酿和发动阶段就为对抗升级甚至发展成大规模冲突做好了准备。青年和学生精力充沛、满腔热情、关怀现实而又容易冲动，是抗议行动中极易引爆的潜在“火药库”。世界一些国家最近几年的骚乱和动荡，其主力大多为青年和学生。客观上讲，香港经济结构一直未能成功转型，金融和地产行业过大的局面得不到改善，青年人就业质量不高，向上流动的空间受到限制。这导致一部分青年和学生对现状有不满情绪。“占中”组织者正是利用了青年学生的特点以及一部分青年和学生对自身发展空间的不满情绪，通过“占中”怂恿他们走向对抗之路。
从“占中”地点选择来看，“占中”组织者没有将“占领”的地点选择在被标榜为“民主广场”的维多利亚公园，而是选择在香港商业金融和政府权力的中枢之地“中环”，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占中”组织者更倾心于对抗和破坏而非民主。前几年发生在美国的旨在瘫痪美国金融机构正常运作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最终以流血清场结束。前车之鉴，“占中”组织者不是不知道瘫痪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金融商业机构和政府机构正常运作的后果，刻意选择“中环”为其“占领”之地，显示出“占中”组织者决心对抗、不惜破坏、不计后果的强烈企图。
从“占中”造成的恶果来看，其反民主的本质更加暴露无遗。“占中”行动实施半个月来，酿成了抗议者和警察、抗议者和普通市民之间的激烈冲突，对香港的政治、经济、法治、社会、民生造成严重损害。更加长远的影响是，“占中”撕裂了香港社会，摧毁性地破坏了香港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法治化、民主化常态。香港是一个开放、包容、多元的社会，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民主化氛围浓厚。虽然一直有反对力量存在，但总体上讲，香港社会讲求法治、崇尚自由、热爱和平与理性，即使游行示威，也多以和平理性的方式进行，很少会发生示威者与警方的激烈冲突。这也正是香港以弹丸之地吸引大批跨国公司特别是金融机构进驻的独特魅力，是香港创造“香江奇迹”最大的社会资本。从这个意义上说，“占中”对于香港法治、民主、理性、和平与自由伤害所造成的影响，甚于一场甚至几场金融风暴的冲击。
“占中”事件从去年初的酝酿到最终实施，西方势力一直都在暗中支持甚至代为策划。相信随着时间推移，这方面的爆料将逐渐增多。而西方媒体一年多来则利用其强大的传播能力，通过大量精心剪裁事实的图文和影像报道，将这一挑战法治、对抗政府的街头骚乱冠以追求民主的“义举”，明目张胆地鼓动和怂恿“占中”。细看西方媒体的报道，对发生在不同国家的街头抗议行为，表现出强烈的双重标准和功利化色彩，同样是抗议行动，在此是街头骚乱，在彼则成了“追求民主”。正是这种缺乏事实和理论义举的空洞化、随意性的民主概念，使得西方媒体无法对“占中”的事实真相做出正确报道和评论，丧失了客观公正的立场，沦为西方干预的工具，成为助燃“占中”之火的不祥之物。
香港的繁荣稳定，关乎国家利益，关乎港人福祉，也同在香港有巨大利益的英美等西方国家相联系。可以说，“占中”伤害了利益攸关各方。如果为了少数人对权力的贪婪，要牺牲香港这么多当前和长远的利益，那么，就算“占中”真的是西方所说的“民主”，那香港也决不能要这样带来灾难的民主！（作者:孔世平，学者，居北京。曾长期在香港从事传媒工作并担任香港一家评论杂志的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