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沈阳８月３１日电（记者 徐扬）“对于日中友好，我向苍天起誓，我一定尽我所能在我有生之年为之努力。”９４岁的前日本战犯久保寺尚雄面对中国朋友这样说。
久保寺尚雄是曾经在辽宁抚顺接受改造的９８２名日本战犯的一个。当他们在１９５０年进入战犯管理所时，还是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魔鬼”。当他们获释离开中国时，他们中的很多人眼含热泪，将战犯管理所称为其“再生之地”。
６０多年过去了，这些须发皆白的耄耋老人回忆过往，仍感叹新中国改造日本战犯是一个伟大的“世界奇迹”。
６０多年前，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发生了什么？
１９５０年，刚刚成立的新中国从苏联接收了近千名日本战犯，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在这批战犯中，不仅有伪满洲国的实际最高统治者总务厅长官武部六藏，还有曾制造无数个无人区的日军第１１７师团中将师团长铃木启久等。
抚顺战犯管理所旧址陈列馆前馆长张继承说，管理所对于这些战犯来说不仅仅是监狱，而且还是将他们这些曾经杀人不眨眼的“鬼”改造成为反对战争、热爱和平的新人的大学校。
日本战犯到达抚顺之初，多数人敌视管教，更有相当数量的战犯蔑视新中国，仍然摆出日本军国主义武士道的架子。少数人还公开煽动：“我们是战俘，不是战犯。”这些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战争犯罪分子，害怕受到中国人民的严正惩罚。
能不能教育、改造好这些战争罪犯，让他们以历史见证者的身份复苏人性呢？中共中央提出了明确的方针政策：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劳动改造与思想教育相结合，政治斗争与实施革命人道主义相结合，立足于对战犯的教育、改造，使他们低头认罪，改恶从善，重新做人。
在中央改造战犯方针政策的指导下，抚顺战犯管理所的全体管教、看守、医务、后勤等工作人员，付出了巨大努力，尽到了最大的责任。
“最关键的是要使战犯认清自己的罪行，真诚悔罪，这样才能使他们抛弃旧我，将自己改造成为新人。”老管教崔仁杰说。
在深挖日本战犯罪行、使其低头认罪的同时，管理所的工作人员严格执行中央的指示，对战犯实行人道主义。在管理上，尊重他们的人格，不打不骂。在生活上，尽量照顾并优待他们。
即使在三年困难时期，管理所工作人员的伙食是“瓜菜代”，而战犯的伙食标准也没有改变。对有病者给予及时治疗，对牙齿不好的给镶牙，近视或花眼的给验光配镜。战犯武部六藏患脑中风，在医护人员的精心照料下，卧床四年，竟没有一处褥疮。
时隔６０多年，９２岁的须子达也回忆起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日日夜夜，忍不住老泪纵横。“日本一定不能与中国进行战争，作为邻邦，我们应该互相帮助。”
１９５６年，在审判开始前，中国政府组织日本战犯分批到全国各地参观，他们不仅看到了新中国发生的巨大变化，还到日军当年屠杀中国民众制造各种惨案的纪念地，听受害的幸存者控诉罪行。这极大地触动了战犯的思想灵魂，在当年侵略者制造惨案的地方，他们纷纷下跪，忏悔罪行。
１９５６年６月－７月，沈阳特别军事法庭对铃木启久等３６名日本战犯公开审判。所有受审战犯无一人否认罪行，无一人要求赦免，并有许多战犯请求法庭对自己严惩。
曾任伪满洲国总务厅次长的古海忠之在法庭上表示：“我在中国犯下了人类所不能允许的滔天罪行，请求中国人民对我处以极刑，以此教育日本的后一代。”曾带头参与写“抗议书”的战犯岛村三郎在法庭上长跪不起，请法庭对自己判处极刑。
经审判，所有被起诉的日本战犯获刑最长的２０年，最短的８年。其余未经审判的大批中下级日本战犯，在查清其主要罪行后，免予起诉释放回国。
这些归国的日本战犯组建了“中国归还者联络会”，并在日本各地建立了支部，他们以“贡献于和平与日中友好”为宗旨，反对侵略战争，推进中日友好。其中，出版的《三光》《我们在中国做了什么》等书籍揭露了侵华罪行，在日本民众中引起了很大震动。
如今，这场改造奇迹的亲历者和见证者大都离开人世，但新中国为改造战争罪犯灵魂做出的努力和成果，将彪炳史册，成为人类历史中庄严而又温暖的记忆。
正如日本战犯稻叶绩所说：改造战犯使其认罪并更好地为人类做贡献，有着深远的意义。抚顺战犯改造是伟大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