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伊斯兰极端组织“伊拉克与沙姆伊斯兰国”（ISIS，也有译为“伊拉克与叙利亚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北部及其与叙利亚交界地区的大肆攻城略地，其跨界“建国”的系列举动不仅招致伊叙两国内部多种政治势力的坚决抵抗，甚至其曾经的上司“基地”组织也坚决将其“革籍”，断绝与其间本已薄弱的名义隶属关系。但这些反对措施并未能有效阻止ISIS的扩张，其宣称建立“伊斯兰国”的举动明白宣示其“国土”范围绝不限于两河流域，其头目拾起消失近百年的“哈里发”头衔，自封全世界穆斯林之王。
在此关头，长期饱受在中东地区毫无作为之诟病的奥巴马政府近日积极出兵空袭ISIS重要目标，冀望以直接的武力介入来帮助其盟友遏制ISIS的地区扩张步伐。
恐怖主义是全球公害
从战略高度来看，ISIS的恐怖主义本质及其对现代国际关系准则的全然否定客观上有助于美国获得国际社会的支持，再加上美国维护其世界领导地位的主观动机，美国对ISIS动武便显得顺理成章了。
首先，ISIS的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本质使得美国的打击容易获得国际社会的普遍支持。恐怖主义是全球公害这一事实自“9·11”以来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作为“基地”组织原成员的ISIS不仅针对西方，其矛头还直指拥有诸多穆斯林国民的中俄等非西方大国，可谓四面出击，其恐怖主义危害性更甚。
其次，ISIS肢解现有民族国家的行为挑战了现代国际关系的基本单元，牵涉所有主权国家的根本利益，尤其那些存在民族分离主义的国家，更是对领土与主权完整极其敏感。ISIS的目标并非是在现有民族国家版图内实现政权的更迭，而是以阿拉伯沙姆地区为基点，进而向各大洲穆斯林聚集区扩张，其设想的统一领土迄今从未成为过现实。不仅如此，ISIS否认现代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哈里发”的“伊斯兰国”并不承认除己之外一切国家及其政权的合法性。无论是ISIS最直接的受害国伊拉克和叙利亚，还是饱受伊斯兰极端主义与民族分离主义暴力威胁的其他国家，都不能容忍自身主权与领土完整受到侵害。美国深知中东政治格局的复杂性，并不支持改变中东国家的现有版图，其维持伊拉克领土保持形式上的完整便是例证，打击ISIS的跨界“建国”有利于维护民族国家的现代国际关系准则与规范。
最后，美国力图维护其通过系列战争所构建的冷战后国际新秩序，以战争来巩固战争所取得的成果是其不可回避的战略选择。美国民主与共和两党虽有内政上的分歧，但在维护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上态度高度一致。美国构塑其领导的冷战后国际新秩序主要通过三场战争来实现：首先通过科索沃战争进一步铲除所谓“共产主义残余势力”，然后通过阿富汗战争打击伊斯兰激进和恐怖势力，最后通过伊拉克战争削弱世界世俗反美势力。
从实践上来看，塔利班的卷土重来、ISIS的来势汹汹已经让美国的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所取得的成就有付诸东流的危险。不仅如此，ISIS所代表的新国际恐怖主义威胁已超过“基地”组织，大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势。奥巴马政府“增兵阿富汗，撤军伊拉克”的过渡性部署因ISIS严重威胁伊拉克新政府和库尔德自治政府等盟友的生存而困难重重，美国在中东遭遇ISIS和塔利班的左右夹击，其战略东移目标越发难以实现。出于巩固和保持美国未来领导地位以及履行盟友职责的需要，美国不得不“赤膊上阵”，对ISIS予以定点打击。
定点打击 不卷入地面战争
从具体战术来看，美国打击ISIS具有较为清晰的目标，即维护伊拉克和库尔德自治政权的存在，以及通过“围魏救赵”的方式间接武力支持叙利亚反对派，可谓“一石三鸟”。“阿拉伯之春”的民主化浪潮席卷叙利亚并最终引发持久内战，巴沙尔政权逐步丧失对诸多领土的控制权，再加上伊拉克北部地区长期的部落—教派政治斗争以及库尔德自治区的半独立状态的存在，这使得ISIS逐步在错综复杂的政治格局中纵横捭阖，一举攻克伊叙约20座城池，并对库尔德自治区首府埃尔比勒形成合围之势，而库尔德是伊拉克最为稳定的地区和主要的产油区。
美国需要通过削弱ISIS的实力以维护伊拉克这个西方民主样板，维护库尔德自治政府存在的同时避免其趁乱彻底脱离伊拉克。由于ISIS也在叙利亚反对派控制区活动，与叙利亚反对派武装冲突不断，巴沙尔政权放任ISIS在叙活动以使其与反对派两败俱伤，而美国早已承认叙利亚“全国委员会”并希望推翻巴沙尔政权，因此ISIS在叙利亚的活动对美国的叙利亚政策构成严重挑战。虽然2013年8月底奥巴马政府便获得对叙动武的授权，但分别支持巴沙尔政权和反对派的叙利亚在美侨民随即齐集白宫前同时表达各自不同意愿，再加上国际国内的反战浪潮，美国政府一直对叙利亚引而不发。通过定点打击伊拉克境内的ISIS，叙反对派也能将更多精力投入与巴沙尔政权的对抗。
美国空袭ISIS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伊拉克和库尔德政权、叙反对派的军事压力，但美国并不希望发动地面战争，这既与美国的全球战略重心转移相悖，也会让美国承担过多的责任，总之美国不愿深陷中东战争泥潭。
有限战争恐难以剿灭ISIS
美国的空袭行动不可避免造成几个后果。第一，从极端主义思潮角度，ISIS可能出现塔利班化的趋势。由于伊叙两国社会结构的前现代性，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有着生根的土壤，受西方支持的伊拉克新军、库尔德地方武装、叙利亚反对派武装都难以依靠自身力量有效抵抗ISIS的武力进攻。长期以来，伊拉克新军仍大规模配备MPi-KM步枪等东德武器，便是出自美国最大限度防范美军先进武器大规模落入敌人之手的忧虑，800名ISIS武装分子缴械号称3万之众的伊拉克新军的费卢杰之役为美国的此种担忧作了最好的注解。美军的有限战争、伊军的孱弱，以及ISIS的跨界存在，注定了ISIS如塔利班一样难以剿灭且有卷土重来的可能。
第二，从教派冲突角度，打击ISIS可能会使伊朗有进一步做大的趋势。21世纪以来美国在中东地区发动的战争客观上促进了伊朗地区大国地位的不断上升。伊拉克战争逆转了占人口多数的伊拉克什叶派长期处于弱势地位的局面，并打通了领土相连的伊朗、伊拉克、叙利亚的什叶派弧形地带，亲美的伊拉克新政权与伊朗的关系也有了较大改善。ISIS的崛起便有失去特权的伊拉克逊尼派的大力支持，美国在打击ISIS上与伊朗具有目标的部分一致性，这在很大程度上也会增加未来伊核问题的复杂性。
尽管美军空袭ISIS获得国际社会的支持或默许，尤其是伊拉克当局的力邀，但打击方式的单一性、ISIS的跨界流动性都会使美国难以达到预期的军事成效，美国未来仍会不可避免地被ISIS等中东热点问题牵制相当的精力。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 钮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