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弗里敦８月１２日电（记者林晓蔚）“２００３年中国‘非典’的时候，你在哪？”塞拉利昂驻加纳大使馆领事伊拉靠在办公椅椅背上看着我。
“我在北京，读大学。那时候学校管得很严，一般人绝对不允许外出。”我一边填着塞拉利昂签证申请表，一边回答。
１２日下午４时许，我从加纳首都阿克拉登上肯尼亚航空ＫＱ５１０航班，飞往塞拉利昂首都弗里敦，寻找“埃博拉”的旅程就此开启。
航空业是最早对埃博拉疫情做出快速反应的行业之一。客机上座率约七成，头等舱全部空着，经济舱过道两边，每排各有三个座位，中间的座位十有八九是空着的。乘客们尽量隔开一个人的距离。我疲惫地睡着了，却不小心被呛着咳醒，前排的乘客回头瞅了我两眼，我迅速把咳嗽压下去。咳嗽本身并不是埃博拉出血热的症状，但唾液飞沫是病毒的有力载体。
坐在我附近的是尼日利亚商人易卜拉欣。
“听说你的国家现在已经有１０例埃博拉确诊病例？”我问道。
“是的，政府正在努力，希望能控制住疫情。”他笑笑，又接着说，“我也希望如此。你从哪儿来？加纳？哦，目前来说那里还是个安全的地方。”
我从兜里掏出中国派往塞拉利昂的公共卫生专家组名单。资料显示，他们就应该在这趟ＫＱ５１０航班上。几排开外坐着三个人，穿着白色短袖衬衫，胸前绣有五星红旗。标识太明显了，我走上前去。
李振军组长是中国疾控中心生物安全专家，郑建东医生和姜涛医生则来自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处，分别从事流行病学和病毒学的研究。姜涛曾经在中国驻利比里亚维和部队工作过，对西非并不陌生。
“我们这次来的目的，是要协助使馆做好援助物资的分配，同时培训当地医务人员怎么使用这些物资。另外，也对使馆人员、中资企业人员、中国医疗队进行培训。”李振军对我说，最重要的是确保让援助物质尽快用到实处。
当地时间１１日下午，中国援助塞拉利昂的紧急人道主义医疗物资抵达弗里敦，在机场工作的移民局官员穆罕默德也知道此事。
“你们中国人送来了物资，还派了专家过来，我们塞拉利昂人非常感激。”他对我笑着说。
我向他挥了挥手：“那我们也许应该握个手，不过你们现在还握手吗？”
穆罕默德哈哈一笑：“不握了，你懂的。”他想了想又补充了一句：“现在我们这好多了，埃博拉很快就会过去。”
在入关的地方，摆着两桶含氯的消毒水，乘客们必须洗手后方可进关。
下一关则是测量体温。两名护士穿着防护服，戴着手套，手持体温测量仪，在乘客的耳朵上记录下数据。窗户上贴着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放的抗击埃博拉宣传漫画，详细列明了埃博拉出血热的各种症状和发现后的应急措施。
中国援塞拉利昂医疗队队长王耀平到机场迎接三位专家。他心情很好，因为今天医疗队有个好消息，此前因接触埃博拉确诊病例而被隔离的一名队员，正式结束２１天观察期，可以从房间里出来了。
“真的是松了一口气！今天晚上我们要好好吃一顿，庆祝他平安无事。”王耀平说。
在茫茫夜色里，摆渡船穿过汹涌浪涛，从机场码头驶向弗里敦市区。
从机场到码头再到市区，人们不再拥挤，而是时刻注意着保持距离。塞拉利昂人已经开始学着怎么去控制自己，去控制埃博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