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问题的核心不是‘开药方’，因为‘药方’在《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以下简称《宣言》）中已经有了。”易先良指出，《宣言》从2002年生效至今，已经12年。总体而言，《宣言》基本上对南海局势起到非常好的管控作用。《宣言》明确规定不能使争议扩大化，但最近几年，违反这一规定的行为不断发生。大家应该看看到底是谁先采取了使争议扩大化、复杂化的举动。易先良表示，现在问题的核心在于《宣言》能不能得到有效执行，也就是说，“药方已经有了，问题是谁病了、谁该吃药”。
“自去年以来，在《宣言》框架下的‘南海行为准则’的磋商，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在这个时候，所谓的‘冻结’方案被提出来，意图是什么？目的是不是想要取代‘南海行为准则’的谈判呢？” 易先良反问道。
易先良说：“‘南海行为准则’谈判是为南海稳定创造政治条件的重要政治手段，外界应该给南海周边国家更多的时间和空间来解决我们的问题。相信我们亚洲人有亚洲人的方式和智慧来解决这个问题。” 易先良指出，中国仍在努力促成与周边国家对于争议地区的“共同开发”，但要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这一倡议落到实处，最重要的是各方需要建立政治互信。他说：“目前我们在东海、黄海、南海都在谈共同开发，中国、菲律宾、越南早在2005年就在南沙海域进行过共同勘探，实际上基础成果已经有了。如果有了政治互信，再往前走一步，就可以进一步开展共同开发。但很可惜，个别国家改变了自己的政策。”
易先良希望各方及媒体不要将简单问题泛政治化和复杂化。“我可以非常负责任地说，中国周边海上总体是和平稳定的。有个别事件确实是发生了，但这些事件的发生很正常，在全世界很多海域都在发生类似的事件。中国周边海上的个别事件为什么成为了地区甚至全球关注的焦点？主要原因是个别事件被炒作、被夸大、被泛政治化。”
易先良说：“目前，所有中国周边海上问题起因都不在中国。我们不是麻烦制造者，也不是挑衅者，但是面对挑衅和麻烦，我们不得不作出反应。但是考虑到很多因素，中国作出的反应都是非常有限和克制的。”
本报北京8月5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