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７月２５日电 英国金融时报网２５日发表美国国务院前官员杰里米·夏皮罗为该报撰写的题为《白宫不需要智囊献计献策》的文章。文章说，对于华盛顿雄心勃勃的智囊们来说，最让人心跳加速的莫过于想到能与政府要员一起，参加一场事关重要政策问题的小型闭门圆桌会。事实上，这既是个能让政府发挥影响力的机制，也是能让智库人员发挥影响力的机制。
这种场合神秘感十足，规矩繁多。首先，一名政府职员发来邮件，彬彬有礼地邀请你与一位政府要员（通常是副国务卿或总统特别助理）一起参加一场“机密、不公开”的简报会。这位智囊心跳加速：“他们读过了我的文章；他们终于领悟了。下一任国家安全顾问说不定就是我了。”
他空出行程，回复表示自己可以挤出时间参加。一批政府职员定下了有关的基本规则，这些人的头衔里都有“特别”一词。这位智囊不会向同事直接透露此事，而是会找机会侧面暗示要参加这样一个会议：“我很愿意参加你们的无抛补利率平价圆桌会，但我跟国防部副部长还有个会。”
在约定的那一天，这位智囊通过许多道繁琐的安检程序，被领进木质装潢、散发着权力和派素清洁剂气味的房间。他失望地发现，一同就坐的还有许多其他智囊－－他还对其中的一些人暗示过自己要参加这场会议。
很快，一名政府职员遗憾地告诉大家，那位高级官员被日前那场危机绊住了，一旦能从战情室脱身，将立马赶来。15分钟后，那位高级官员大步走进会场，郑重其事地声称，能请来在座各位杰出专家协助处理这个关键问题，实在万分荣幸。“我们愿洗耳恭听，”她表示，“迫切希望听取你们的高见。”一位勇敢的智囊率先开始，她复述着自己最新文章中的观点，向权力说真话。之后，其他智囊争相分享他们早已算不上新鲜的观点。
43分钟后，“时辰”已到。一名职员遗憾地宣布，那位高官要去参加一个副部长委员会会议了。她对智囊们全面、坦率的辩论表示赞赏，并且随便指定了一名特别助理整理“在这里学习到的东西”，以供在“楼内”分发传阅。
但这一套流程的背后发生了什么？新观点真是以这种方式启发政府集体决策的吗？
我既曾作为智囊、也曾代表政府参加过此类会议，因此可以说，这些会议确实对政策制定发挥一定影响－－但会议的目的不是发现新观点。对于那位高级官员而言，局外人的观点就像荒岛上的钻石：理论上很有价值，但实际上毫无用处。她受困于政治和资源的限制，但外面的人并不知道。虽然她赞赏地点着头，似乎每个字都认真听了，但事实上，她只是在掩盖自己的厌倦感－－这些观点她早已知道，有些观点在她看来不具备政治可行性，有些已经试过了，还有些既不可行又已经试过了。
那还费什么劲？智囊们确实很重要，但原因并不在于他们的思想。那位高官希望他们会为她的政策背书，在报刊上撰写“社论版对页”（op-ed，指刊登与社论相反观点的版面－－译者注），或上电视节目。她希望，当她的下一项有缺陷的政策遭遇质疑时，这些智囊能够“疑罪从无”，作有利于她的推想。因此，此类简报会往往发生在肯定会引发媒体报道的行程开始之前。
智囊们通常懂得这些道理。他们明白，真正发挥影响力的机会是一对一会谈或更加公开的活动。但这些简报会同样对他们有帮助，能让他们巧妙地自抬身价：“我昨天和副国务卿在一起，她提到……”这反过来又增加了他们的可信度。
那么，高官如何说服有自知之明的专家，一项不完美的政策是最佳选择？如果她够聪明，她就不会花多少时间为这项政策辩护，而是会通过会议本身、会议似乎提供的接近权力之机、以及与这种权力联系在一起的规矩，来说服这些专家。这种会议能营造一种氛围，让智囊们觉得自己的意见受到了聆听，因而觉得自己参与了那项政策的制定－－虚假的参与感。会议看似是说服政府的机会，实际上是个被说服的机会。
当然，这种机制不总是奏效。许多本该为政策背书的座上客，仍然是激烈、独立的批评者。但它有时确实管用，至少对摇摆不定者而言如此。权力不只是最强春药，它还是说服的利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