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南华早报》7月23日文章，原题：中美关系：一场防守型游戏用中国成语“对牛弹琴”来形容不久前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很贴切。中美关系如今降至上世纪70年代尼克松-基辛格时期以来的最低点。北京和华盛顿不仅对解决国际贸易体系和地区安全等问题存在种种分歧，且在如何界定双边关系的关键问题上始终说不到一块去。
华盛顿称其在亚太的密集军事外交同盟活动，是为地区稳定而采取的“再平衡”，而北京显然视之为遏制战略。更令人担忧的是，两国领导人使用不同的参考点描述双边关系：中国领导人谈“新型大国关系”，奥巴马则坚称关系“新模式”。
为何北京与华盛顿总说不到一块去？获得诺贝尔奖的行为经济学“展望理论”或许能给出合理解释。该理论认为，相比最大化地获取收益，人们愿冒更大风险来避免损失。比如，一个衰落的超级大国，常把考虑预防性战争作为阻止其地位丧失的一种手段，并愿在当前的冲突中加倍努力，而非抽身撤出。
在华盛顿看来，北京愿冒险一搏，或在外交谈判中损害美国利益推进其影响力，或为领土利益而咄咄逼人，从而削弱美国影响力。在这种心态作用下，在东海和南海争端爆发前，奥巴马的最初参考点是维持现状，但2012年日本突然对钓鱼岛改变现状后，华盛顿开始把这视为在亚太的一种有利战略条件。于是决定放弃中立，公开支持日本，“重设”参考点——无怪乎北京把美国这种态度视为重大政策转变。
另一方面，北京似乎也改变了立场，愿意承受更多风险，以弥补在近邻的外交损失。提出发展新型大国关系是为避免战略关系不断下滑，防止出现基辛格所说的一战前的“英德疏远”。展望理论还可进一步解释北京的自负。因为其心态很像华盛顿，重点可能并非令收益最大化，而是减少损失。
于是，中美间呈现出典型的安全困境，可能成为常态化对抗。要理解当前危机，须认识到若国际形势变化，相比受损一方，获益方会更快地重设参考点，同时抵制失利者想恢复原样的努力。
迄今，华盛顿的速度远快于北京。后者处于守势，一时拿不出有效的地区策略。相比之下，美国“转向”亚洲经过精心设计，目的是重树地区影响力。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的参考点仍是美国转向前的状态，因为想在影响力之战中收复失地。结果是，美国着重于在西太削弱中国的“咄咄逼人”，中国则相信咄咄逼人更能阻遏美国。（作者相蓝欣，乔恒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