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员 张茉楠
这是一个全球化处于低潮的时代，这是一个国际关系重回丛林的时代。特朗普政府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主要经济体之间关于贸易问题的博弈日趋激烈，国际经贸秩序正遭遇二战后最严重的“逆全球化”与保护主义冲击。
当前，特朗普政府已经成为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的最大推手。特朗普公开提出要用“对抗性”的方法来解决国内结构性问题以及全球性挑战。特朗普发起的贸易战本质上是对当今以全球价值链分工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全球化的挑战。这一挑战从经济层面看是破坏全球生产网络，导致全球价值链收缩乃至断裂; 从规则和制度层面看，是则是要破坏、抛弃重构全球自由贸易体制和秩序。如果特朗普贸易战不能得到有效控制，全球生产体系和制度规则势必遭遇双重破坏。就任一年多来，特朗普不仅加紧实施“反补贴”、“反倾销”、“337”等常规性贸易救济调查，“301”条款、“201”条款、“232”条款、“全球保障措施”以及试图对贸易对手征收“互惠税”等非常规性贸易保护措施也同步实施。难怪比起“修昔底德陷阱”，有许多国外学者更担忧全球陷入“特朗普陷阱”。“特朗普陷阱”不仅对中国，而且对整个世界经济都是危险的。
其实，特朗普政府的新贸易政策与奥巴马政府时期的贸易政策并无本质区别，都是高举“公平贸易”的大旗。只不过，特朗普政府从奥巴马政府主张以规则为基础的“公平贸易”进一步转向了以利益为基础的“公平贸易”，其重点可以概括为四大特点：
一是“美国优先”比国际规则和秩序重要。特朗普政府对于国际机制抱持“有利则用、不利则弃”的态度。特朗普政府在《2017年总统贸易政策议程》中就强调，美国不得不重新评估其构建的开放、多边的国际规则体系在运转和实现自身国家利益方面的效率。USTR认定中国存在“强制技术转让”行为的主要理由之一是，中国对某些行业包括增值电信、基础电信、银行、医疗、测绘等服务业实行外资准入限制；而这些服务行业的开放问题显然涉及《服务贸易总协定》中的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条款以及中国的服务贸易开放承诺。
二是将经济安全上升至国家安全的高度。特朗普政府格外强调维护美国主权和经济安全,绝不容忍任何侵犯美国经济的不公平行动，表示将动用一切可用工具捍卫国家主权，并试图把国内经济和贸易政策纳入国家安全范畴，重塑围绕这些政策的全国性辩论.特朗普政府上任后，两份《总统贸易政策议程》均表示要捍卫美国国家安全，首份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也强调“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
三是全面弱化甚至颠覆全球多边贸易体制。1995年世界贸易组织（WTO）成立以来，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在促进各国开展合作、逐步开放贸易和投资中发挥了中心角色，也为成员解决贸易争端提供了可靠和稳固的机制。然而，我们看到当前特朗普政府贸易政策显示出架空、边缘化、甚至更具进攻性的破坏WTO等诸边和多边机制。美国猛烈抨击WTO争端解决机构不遵守其判决不应超过90天期限的规定。然而，最根本原因恰恰是因为美国数次阻挠上诉机构开启新法官甄选程序导致WTO争端解决机制频临瘫痪（按着墨西哥代表所指出，这已经是WTO争端解决机制连续第12次会议未能在甄选程序上达成任何成果了）。
特朗普政府曾多次在公开场合抨击世贸组织规则及其运行机制，更拒绝支持多边贸易体制，消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造成2017、2018的APEC贸易部长会均未在支持多边贸易体制问题上达成一致立场，特别是特朗普政府不同意将“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写入部长声明，要求用“国际贸易体制”替代“多边贸易体制”，也遭到APEC其它成员的一致反对。
四是通过单边贸易制裁维护所谓的“公平贸易”。特朗普政府宣称的以美国“利益优先”为前提的所谓“公平贸易”，实质上抛弃了目前全球多边贸易体系，以双边“讨价还价”方式来寻求对美国更为有利的贸易条件，其根本是“规则霸权”。拒不完全统计，特朗普政府成立1年多来，对数十个国家的94项“不公平交易”进行调查，同比激增81%。事实上，公平贸易观并不是特朗普的“专利”，但特朗普赋予了公平贸易更加不同的含义。特朗普倡导的“公平”原则实际上是“对等”原则。
二战后，“公平”、“互惠”概念已被世界各国广泛接受，并成为GATT/WTO维护自由开放的国际贸易体系的基本原则之一。不过，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所提倡的公平贸易核心理念本意是“对等”，即贸易伙伴国需和美国采取同等的关税减让政策及边境内政策。美国政策决策者不仅从开放程度的不对称定义不公平贸易，还将贸易伙伴国的国内政策和制度作为重要依据。在“对等”理念指导下，任何同贸易伙伴国之间的不平衡贸易都可以被称为不公平贸易。随着美国贸易赤字逐渐增大，对等原则逐渐成为美国对外贸易政策的基石，并形成“贸易有益、进口有害”的单边开放市场观念。
特朗普要求的公平主要体现在“关税对等”和“竞争对等”两个方面。从关税差别上看，当今WTO成员间的关税差别是多边贸易谈判的产物。从1947年开始逐渐削减全球贸易壁垒，允许不对称关税是更多国家进入贸易规则体系的唯一途径，使得经济体较小、尚处于发展初期的国家能够更加缓慢地降低关税。各国在经济规模、发展水平、所具备的生产要素、对贸易自由化的政治敏感性以及关税实施等方面均有所不同，在具体时点达成统一关税税率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愿景。
而饱受指责的中美关税不对等问题真相到底如何？罔顾事实的选择性利用不如用确凿的数据来说话。当前，中国实际的贸易加权平均税率为4.4%，美国贸易加权的实际进口关税税率为2.4%，欧盟为3%，澳大利亚为4%。在美国最惠国进口税率中，关税水平0.1%以上的有5906个，5%以上的有3335个，10%以上的有1120个，20%以上的有218个，30%以上的有47个，100%以上的有13个。如果我们进一步考虑到贸易结构的因素，中国实际的贸易加权平均税率只有4.4%，已经非常接近发达国家，美国贸易加权的实际进口关税是2.4%，欧盟是3%，澳大利亚是4%。
对于市场竞争和技术竞争最大的破坏者也许就是全球最大的科技强国美国自己。早前，美国总统科学技术咨询委员会（President’s Council of Advisors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简称PCAST）发表了名为《确保美国半导体的领导地位》的报告。在报告中提到，中国的半导体的崛起，对美国已经构成了“威胁”，委员会建议政府对中国科技产业加以限制。为了遏制他国潜在的产业竞争和技术追赶，1974年至今，仅仅是“301调查”，美国就发起了125起之多，世贸成员均深受其害。遭到最多调查的成员是欧盟，共27次，排在其后的是日本16次、加拿大14次、韩国11次、巴西8次、阿根廷6次、印度5次。
事实进一步印证了特朗普所秉持中美贸易不平衡导致美国在“重建中国”（rebuilt China）的政策主张：美国正试图通过贸易政策干预“中国制造2025”国内产业政策，以减少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政策支持；通过“301调查”美国以知识产权保护为由，限制对中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及外商直接投资技术转让等，以阻断中国“干中学”通道。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高技术产业（制造业）分类（2017）》进行分析，美国制裁清单中有578种产品是高技术产品，占制裁清单产品总数的43.36%，分布在8个产业中，占制裁总额的56.15%。这表明，从清单表现出来的结果来看，美国制裁确实考虑了限制中国高技术产业发展；通过CFIUS 扩权改革以及推动《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FIRRMA）》立法进程限制关闭中国高新技术产品输美市场及其投资。而近日，特朗普正准备备在不断升级的美中贸易战中部署新举措，拟动用上世纪70年代通过的《国际紧急经济权法》限制中资收购或投资于《中国制造2025》所列战略行业的美国企业。
与此同时，特朗普在其“新税改法案”中也明确规定，阻止美国企业将其经营活动或高价值的专利、版权和商标转移至低税收国家。参议院版本的《法案》还特别为从海外获得无形收入的美国公司创造了一种叫作“专利盒”的条款。该条款规定，对美国公司获得的“外国来源的无形收入”适用13.1%的税率。此举最大的目的是阻止苹果(Apple)、谷歌(Google)或高通等公司的技术流动，以及知识产权交易等创新合作。
当前，在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已经打开“潘多拉魔盒”，贸易战一旦开打，烈度升级无法避免。如何捍卫全球多边贸易体系使其不至于坍塌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支持自由贸易规则所有国家的共同挑战和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