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媒称，最近几十年最重要的变化，是高收入国家在全球经济活动中的权重日益下降。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大分化”——就在那个时候，如今的高收入经济体的财富和力量发生飞跃，超过了其他国家——明显迅速逆转。曾经的“分化”已停滞，现在人们看到的是“大趋同”。然而，这种趋同也是有限的趋同。这种改变全都与亚洲（最重要的是中国）的崛起有关。
据英国《金融时报》网站7月27日报道，最能体现中国进步的东西，莫过于其庞大的储蓄。按照市场汇率计算，中国的储蓄总额几乎是美国和欧盟的总和。中国储蓄了几乎一半的国民收入。这种异常高的储蓄率可能下降，但这种下降将是渐进的，因为中国家庭可能会保持节俭，企业利润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可能持续高企。
报道称，中国之所以积累起如此庞大的储蓄，部分原因是中国经济规模已变得如此庞大，还有部分原因是中国家庭和企业储蓄如此多。中国的资本、资本市场和金融机构在21世纪的世界经济中的影响力，可能和美国的资本、资本市场和金融机构在20世纪的世界经济中的影响力一样。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计，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从1990年到2022年，高收入国家占世界产值的份额从64%下降至区区39%的水平。引人注目的是，新兴和发展中国家份额的上升完全是亚洲新兴和发展中国家贡献的：因此，预计同期亚洲新兴和发展中国家占世界产值的份额将从12%升至39%。
报道称，预计到2022年，亚洲新兴和发展中国家占世界产值的比例将与高收入国家相同。中国的崛起是这种相对经济实力重大转变的主要原因。到2022年，中国占世界产值的份额预计将从1990年的4%升至21%。
新兴和发展中国家不仅在世界产值中的权重日益上升，在世界人口中的权重也日益上升。从1950年到2015年，当前高收入国家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例从27%大幅下降至15%。甚至中国人口的比例也从1950年的22%下降至2015年的19%。预计印度到2025年将成为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到2050年，联合国预计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人口到2050年将占到全球人口的22%。这种最贫穷国家的人口在世界人口的比例上升带来的挑战，是显而易见的。
报道称，经济趋同和人口比例变化是这幅经济全景图的核心元素。第三个是技术改变。数据处理与通信的汇聚带来了互联网，这是当今时代最重要的技术。
美国自19世纪末以来推动全球技术前沿不断扩张。西北大学的社会科学教授罗伯特·戈登表示，美国经济眼下并未达到其在1920年至1970年实现的卓越生产率。他还表明，1994年到2014年生产率突然大幅增长——往往归功于互联网——但随后一段时期的生产率却极为低下。测量误差似乎至多只能对这种令人不安的放缓的一小部分做出解释。另外一个片面的解释是自金融危机以来投资低迷。
报道称，相对经济实力快速改变以及人口相对规模发生重大变化，塑造了世界。与此同时，增长动力来源——新技术、生产率增长以及全球化——也放缓至令人担忧的水平。一个后果是许多高收入国家的实际收入增长停滞——金融危机极大地强化了这一后果。
报道称，各个高收入经济体的民粹主义压力日益增加，这让管理这些变化更为困难。最为重要的事态包括自金融危机以来实际收入陷入停滞或者下降。在2005年到2014年期间，许多高收入国家高达三分之二人口的实际收入似乎停滞或者下降。难怪有这么多的选民脾气暴躁。他们不习惯这种状况，也不希望习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