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3月30日电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陈友骏在《日本学刊》2017年第2期发表《日本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战略研究》（全文约2万字）。
陈友骏认为，战后日本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战略的形成与转变经历了萌芽期、成长期和转型期三大阶段，TPP折射出日本在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战略上的新思考。尽管美国新总统特朗普上台对TPP造成重大打击，但日本依然希望借助TPP主导构建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新体系，并将“高质量”和“高标准”的日本理念融入新体系的构建进程。
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以及以制造业为代表的先进生产力的扩容，有限的国内市场和日趋饱和的国内需求迫使日本制造业“走出去”，这就进一步提升了日本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战略意识与实践步伐。总体而言，战后日本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战略表现出不同层面的“固化”与“变化”特征。
（一）日本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战略的三个“固化”特征
第一，坚持构建亚太经济合作区的长期目标不动摇。
从日本战后最初参与创建的“太平洋盆地经济理事会”和“太平洋贸易与发展会议”，到首相大平正芳提出的“环太平洋经济圈”，再到之后建议并合作建立APEC，提出不同版本的“东亚共同体”及积极参与TPP，日本始终没有放弃对整合亚太经济的战略追求。
第二，构建以日本为中心的价值链分工体系的路径更为明确。
日本经济学家赤松要提出“雁行模型”，之后一桥大学教授小岛清提出“边际产业扩张论”，两种经济论述实则成为日本构建以其为中心的价值链分工体系的理论基础。“雁行分工体系”以日本为核心、以垂直产业间梯度分工为特征，推动了东亚国家经济的渐次起飞。
不仅如此，为了更为高效、便利地推进以其为核心的所谓“雁行分工体系”的构建，日本努力通过签署并实施贸易及投资合作协定，降低或消除贸易及投资对象国的准入门槛，完善对方的营商环境，为日本产品或日本企业的进入创造条件。日本高技术产业及重要产品的核心零部件生产等均保留在日本国内，并不向外转移，而其所强调的外部力量主要集中在合作对象国的人力资源、矿产资源及市场资源上，产能合作的重心也巧妙地躲避了技术合作的关键议题。这样一来，日本对外经济合作尽管可以通过有限的贸易和投资实现量的突破，但难以达成质的突破，不过这有效地维护了日本在这一价值链分工体系中的核心地位。
第三，日本始终没有放弃对制定亚太贸易投资规则的主导权的争夺。
在亚太范畴，日本表现出异常的积极，并没有完全听从于美国的安排与计划，反而颇有主张地推动其所设计的亚太经济一体化进程。
大平正芳提出构建“环太平洋经济圈”的设想之后，日本就积极投身于亚太一体化的制度化建设，倡导及推动了APEC的产生。进入21世纪，日本国内又不断涌现出“小泉构想”“EPA战略”“东亚共同体”“TPP战略”等新想法与新观念，虽然说法不一，但其核心都是日本必须主导、抑或合作主导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新秩序的构建与完善。
（二）日本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战略的三个“变化”特征
随着外界因素的改变，日本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战略的逻辑思维也发生了三个显著“变化”。
第一，中短期的着力点发生变化。
总体来看，日本构建亚太经济合作体系的中短期目标主要发生了两次重大变革，进而引发了其亚太经济圈政策重心的转移，并凸显两个方面的重要特征：（1）政策重心的对象范围有所不同，即由完整的、均衡的亚太经济圈缩小至以日本为核心的东亚经济圈（包括东南亚国家在内），再转移至以TPP为基础而形成的TPP经济圈；（2）政策属性发生根本性变化，即由开放的地区主义转变为半开放的合作模式，并最终演变为封闭的或排他性的合作范式。换言之，日本选择加入TPP，充分表明其区域经济合作的主要范式亦由开放松散型逐步转变为排他竞争型。
第二，以日本为核心的价值链分工体系的地理分布发生实质性变化。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各类生产成本的普遍上升，依托“粗放型生产”“低成本竞争”建立起来的制造业传统竞争优势日渐式微，部分日本企业将部分生产转移至东南亚或其他发展中国家。在此过程中，日本所构建的价值链分工体系的地理分布也发生同步性位移，即由以中国大陆为主要生产基地、包括部分东南亚国家在内的东亚经济圈，转移至以新贸易投资标准为依托而形成的TPP经济圈。
第三，影响日本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战略的外在因素发生根本性变化，美国因素的影响因子在逐步衰落。
战后日本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战略的演变与发展基本受制于美国因素，或者说，美国的亚太及全球战略是前者的决定性因素。但是，随着亚太局势的整体变化及中美两国综合实力的相对位移，美国因素的决定性功能日渐式微，而中国因素对日本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战略的外在影响作用却在持续增强。
作为世界第三大及亚太地区重要经济体，日本对战后全球贸易投资领域的改革与发展发挥了积极影响。但日本的战略意图并不仅仅局限于此，更希望能借助这种对外影响力的输出，实现自身“政治大国”的抱负。因此，从这一层面来看，日本积极参与并希望引领亚太经济合作新体系的构建，是其实现政治抱负的重要一步，也是向亚太乃至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充分注入日本因素的关键一步。
（作者系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 陈友骏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学刊》特稿，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如需转载，请注明作者姓名及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