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日本一批大企业宣布了新财政年度基本工资涨幅，多数为４年来最低。路透社算了一笔账：按丰田公司一名中级技术人员月薪36万日元计算，今年涨薪幅度为0.36％，这每月多拿到手的近1300日元仅够在丰田总部附近的名古屋市买一碗当地特产：猪排饭。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推行他的经济刺激计划已3年有余，带来的“福利”居然是每月多吃一碗猪排饭，还有比这更令“安倍经济学”蒙羞的吗？答案是，有的。
猪排饭：吃出经济政策的尴尬
一碗猪排饭，背后反映的是安倍经济政策收效之艰难，以及企业对经济前景的担忧。
此次日企公布工资涨幅，是一年一度“春斗”的结果。所谓“春斗”，是指日本每年４月新财年开始前，企业劳资双方举行新财年雇员薪酬谈判。在“安倍经济学”启动、鼓励涨薪水促消费之后，“春斗”的官方色彩更加浓厚，安倍领头的“要加薪”也被冠以“官制春斗”的称号。
“官制春斗”战绩如何？《金融时报》这么写道，“日本的大公司加薪幅度比去年更小，凸显了该国分裂的劳动力市场，并打击了“安倍经济学”目标。安倍呼吁企业薪资涨幅至少与2016年持平。但他似乎很失望。”
再来看数字：作为日本汽车行业龙头，丰田汽车公司雇员月基本工资涨幅为1300日元，比去年少200日元。日产汽车公司涨薪1500日元，幅度只及去年的一半。机电行业中５家大型企业松下、日本电气、富士通、日立和三菱电机的涨幅为1000日元，均比去年少500日元。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吴寄南表示，日本的大企业其实并非没钱加工资。得益于日本汇率持续走低、商品出口竞争力增强、股市上涨以及劳动力市场“求人倍率”指标的上升，大企业经营状况好转，手里大约握有200万亿日元巨款。但这些钱既没有被用作扩大再生产，也没被用于投资或分配给员工，原因在于企业认为经济形势不明朗，对此缺乏信心。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日本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陈子雷表示，企业加薪幅度低反映出，它们对日本今年实现通胀目标感到更加渺茫，对经营收益增加的预期不乐观。日本经济走势将更显严峻，民众生活负担料将不断增加。虽然去年得益于日元贬值、股市上涨以及美国经济的复苏预期，日本经济略有起色，但今年保持这一势头存在难度，取决于美国经济回暖程度以及日本对华出口情况。货币政策方面，美国对日本宽松政策施加压力；财政政策方面，由于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重高，不可能大规模推行刺激政策。总之，基于宏观经济基本面、企业自身收益预期以及对安倍经济政策实施效果的担忧，企业做出了它们的判断。
世界银行近日也发布预测，认为“安倍经济学”正面临拐点，迫切需要改良。货币政策方面，自2013年开始实施的超级宽松货币政策效应已开始递减。日元避险货币属性再次显现，去年大部分时间被动升值，将“安倍经济学”最大成果消耗大半。财政政策方面，安倍推出了总额28万亿日元的经济刺激计划，给日本高筑的债台再添新砖。但相比上述“两箭”，结构性改革的“第三支箭”才是最难啃的骨头。举例来讲，劳动生产率较低的服务业是日本劳动人口唯一增长的产业，但恰恰是对外开放限制最严格的领域。
色拉油拌饭：品两极分化的苦涩
如果说，猪排饭吃出的是安倍经济政策“面临熄火”的尴尬，那么一碗色拉油拌饭则令人体味到社会两极分化的苦果。
日本《朝日新闻》曾报道，一位家住长野县的30岁单身母亲，独自带着两个不满10岁的女儿生活。她们每月靠最多15万日元的收入生活，付不起电费和药费，色拉油拌饭就是全家的美味。
日本一桥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小盐隆士研究发现，在实施“安倍经济学”的2013年至2015年间，支撑个人消费的中间层减少，两极分化的趋势日益明显。原因在于货币宽松带来的股价上扬收益偏向富裕阶层，同时薪金增长却没有惠及更广泛人群。
此外，日本就业环境恶化也是造成日本家庭和儿童贫困率上升的罪魁祸首。由于非正规就业增多，工资收入难以养家糊口的家庭也在增多。小盐隆士指出，企业用工增加以低收入非正式员工为主，企业业绩改善后，收入越高的人自然获益越大，“同工不同酬”的方式无形中又拉大了贫富差距。
吴寄南表示，除了造成贫富差距外，“安倍经济学”还导致了另两种分化，即东京与地方自治体的分化，以及大型企业与中小型企业的分化。这也是在野党经常诟病安倍的一点——盘踞在东京的大企业家们得利后，并未把好处扩展到整个日本。就像日本共同社指出的，“安倍经济学”的目标是让大企业和富裕阶层率先得益，随后惠及中小企业和中低收入人群。但在“安倍经济学”实施期间，日本实际GDP年均增长率仅为0.7%，让人看不到减小贫富差距的希望。
方便面：泡出经济预期的悲观
有一样东西倒是在安倍就任首相后以最快幅度发展，那就是方便面的消费。去年第一季度，日本民众购买方便面的月均支出增幅达26.1％，为连续第四个季度两位数增长。但这真的是好消息吗？
在廉价食品旺销的同时，日本人对其他商品的消费却在减少，比如教育、娱乐、交通。路透社评论，廉价的方便面持续热销，显示日本民众对走出通缩的信心已经所剩无几，消费回升乏力的主要原因是民众收入低。
吴寄南认为，老百姓悲观的预期来源于两个方面。从日本内部来看，存在一些结构性制约经济发展的因素，包括人口老龄化、社保不特别发达等，即便央行实行负利率政策，商业银行利率空前压低，钱还是贷不出去，民众消费意愿持续低迷。这对主要依靠个人消费拉动GDP的日本而言杀伤力巨大。
从外部来看，由于需求降低，日本产品对欧美出口减速。中日关系下行也令日本失去一个巨大市场，重挫日本出口。
凡此种种，都让人怀疑，“安倍经济学”是否真的到了穷途末路。如果2019年日本消费税再次提高，日本经济处境可能更为堪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