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6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华盛顿白宫举行年终新闻发布会。（图片来源：新华社）
12月29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再次挥舞对俄罗斯的制裁“大棒”，宣布俄罗斯涉嫌通过网络袭击干预美国总统选举，因此对其实施制裁，具体对象包括俄罗斯情报总局和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在内的5个俄实体机构和4名俄情报总局高层官员，同时美国国务院宣布驱逐35名俄外交人员。
三周后即将卸任的奥巴马仍不忘“搞事情”，主要出于两个“干涉”的考虑。第一个“干涉”是美国情报机构已经提供“确凿证据”证明俄罗斯“干涉”大选。12月29日，美国联邦调查局和国土安全部发布联合报告，明确指出俄罗斯政府与民主党全国委员会“被黑”有关联，几乎等同于为这件事情“盖棺定论”。在这种情况下，奥巴马政府必须有所回应。第二个“干涉”是特朗普频频打乱奥巴马政府的外交部署。尽管还未上任，特朗普多次表达对俄缓和的言论和态度，并且在中东政策、对华政策等多个领域“打破常规”，多次以候任总统身份“干涉”现政府外交政策，迫使奥巴马以更为强硬的对俄政策猛刷“存在感”。奥巴马一方面力证自己“尚未退位”、美国“只有一个总统”，另一方面意图限制特朗普执政后对俄施政空间，至少是在舆论上增加压力，在程序上增加阻力。
然而，即便在上述情况下，两国关系仍很有可能在特朗普上任后缓和。不过必须强调，这里的缓和只是相对奥巴马任内而言，两国实际上还将面对诸多困难和挑战。事实上，下届政府的人事安排已经出现了对俄缓和的“梦之队”。首先，从最高层看，特朗普本人的执政风格变化很可能是历史性的，或者说将和传统的华盛顿政治有巨大不同。对他而言，对俄缓和将是实现与过去八年“奥式外交”决裂的最佳例证。其次，特朗普的核心团队目前已经形成，而且特朗普以后的执政将依赖身边的“小圈子”和亲信，“小圈子”决策模式将成为新政府对外决策的主要形式。其中的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迈克尔·弗林需要格外关注，不仅由于他的职位重要，将统筹协调特朗普的对外安全政策，还因为他的对俄立场较为友好。在内阁官员层面，需要关注的是特朗普提名的国务卿——埃克森美孚董事长兼CEO雷克斯·蒂勒森。他的对俄态度也十分友善。不少人认为“商业是商业，政治是政治”，担任国务卿后，蒂勒森会把美国利益放在首位。这么看固然有道理，却有些一厢情愿。蒂勒森不是特朗普的核心圈，很难深度参与决策，但从外交执行层面看，在俄拥有广泛人脉、与俄高官熟识对于促进两国关系至关重要。因此，从最高领导人、核心圈到操作层，对俄缓和的有利人事条件已经具备。
这一次制裁虽然看似来势汹汹，但实际上已是奥巴马“黔驴技穷”之举。对俄真正造成冲击的是美国此前在2014年3月对俄部分官员、能源企业和银行实施的制裁。而美俄未来能够有所突破的恰恰可能出现在制裁方面。需要关注的是，2017年3月是关键节点，美国新政府将就是否延长这一对俄制裁做出决定。从操作层面看，推翻奥巴马的行政命令相对容易，不需要国会通过，也就是说，是否取消对俄制裁的决定权掌握在特朗普手中，特朗普最快就可以在3月选择不延长对俄制裁。此外，在中东反恐问题尤其是在阿萨德政权问题上，美俄很有可能达成共识。
但从长期看，美俄缓和仍有其局限性，至少将面临外部、内部两大挑战。外部挑战主要是欧洲安全问题，这也是长久以来困扰美俄关系的结构性问题。特朗普与俄关系缓和将不可避免遇到如何安抚欧洲盟友、确保欧洲安全的问题。过去一段时间，欧、俄因乌克兰、叙利亚等问题矛盾冲突不断，互信几乎降至冰点。欧洲普遍认为特朗普执政后美俄关系将回暖，尤其特朗普曾表示承认克里米亚现状，与欧洲在安全形势上的认知分歧明显，中东欧国家尤其不安，担心俄罗斯借机进一步威胁其安全状况。特朗普执政后，随着与欧洲盟友接触渐多，必然会经历“学习曲线”，更多了解欧洲盟友安全需求，尤其是对北约需求。特朗普虽表示北约“过时”，没有承担自身义务，但部分欧洲国家已努力向其要求方向靠拢，迎合特朗普的某些主张，如丹麦、波罗的海国家表示愿意增加军费，满足北约需求。在这种情况下，特朗普仍需考虑传统盟友安全需求，北约与俄罗斯矛盾仍然难以化解。
内部挑战主要是为推进国内改革，特朗普可能不得不牺牲一些外交议程以缓和与传统建制派的矛盾。如果特朗普政府默认俄罗斯在欧洲已经取得的成果，这将被国内视作巨大让步，会遭到两党建制派批评。部分共和党人甚至比民主党人更反俄，因此特朗普在国内尤其是国会将遇到相当大的阻力。特朗普的国内政策已经具有争议性，如果在外交方面也和国内“主流”背道而驰，执政过程将无比艰难，国会一些不满的人很可能在他推进国内改革时让他付出代价，这些恐怕都是他执政后必须考虑的问题。特朗普如果确实把转向国内、复兴美国作为第一要务，那么就只能在外交上做出一些妥协以换取更大的国内施政空间，而对俄政策在这一过程中将不可避免受到影响。
（作者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助理研究员 孙成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