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联邦德国十分清楚二战记忆是和解的前提。二战后，德法和解是欧洲一体化的前提。这一历史进程当然发生在众多现实压力之下，例如冷战氛围以及欧洲颓势，但它反过来也进一步推动了德国在二战记忆塑造中的积极角色。正如2015年德国总理默克尔在访问日本时所坦言的那样，“对过去的清算是和解前提”。
第三，二战记忆也需要为德国社会的未来发展服务。尽管德国是战败国，它也对外确认了自己作为“加害者”的形象，但这并不等同于它否认纳粹时期“另一个德国”的存在。在最近20年中，1944年7月20日“刺杀希特勒事件”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改变德国社会对二战的认识。学术界当然清楚这场刺杀案背后的曲折问题，例如刺杀者并不完全是所谓“和平派”，更多反映的是军方与希特勒之间的矛盾等。但对政府而言，该事件却能呈现“另一个德国”的模样，以便为当代以及未来青年一代提供更为积极的二战记忆。
第四，二战教育成为记忆传承的重要环节。历史教育从来都是延续记忆的根本方式。作为二战记忆的传授媒介，历史教科书承担着主要职责。在德国当代历史教科书中，二战内容以及正向的历史反思内容，已经占据了主要篇幅。相应的问题设计或文献阅读，也大多沿循批判性思维，例如讨论纳粹屠犹背后的种族观念之问题等。
与此相关，有关二战的纪念仪式近来也越来越受到政府的重视，即便它与一战的纪念仪式并不能同日而语。在二战纪念仪式中，“哀悼逝者”和“祈祷和平”是主旋律。通常二战教育的场所是那些无处不在的纪念场馆，特别是如集中营一类的罪恶之地。根据现行的历史教育课程标准，德国的中小学生都必须在学习期间访问附近的集中营，体会纳粹受害者的境遇，从中深刻反思德国作为加害者所犯下的罪责。
更为重要的记忆传授手段恐怕是日常生活中的二战提示。例如在大小建筑物墙面上挂上一块小牌子，上面书写着“XXX在X年X月X日英勇抗击纳粹分子而献身”，等等。即便在繁华的柏林市中心菩提树下大街上，人们也能看到这种记忆卡片。
二战记忆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上述各个维度不是相互脱节、各自独立存在的，而是存在着颇为紧密的逻辑联系。正因为德国从官方角度推动了整个社会从受害者意识向加害者意识的转变，才促成了“奥斯维辛”的符号意义得以增强。“奥斯维辛”的符号意义正是二战记忆的政治功效之体现，因为它人为地把一个受害者群体凸显为主要记忆对象，并由此主导了联邦德国长达数十年的特殊外交立场。为了延续这种外交立场，二战教育自然是不可缺失的手段。正因如此，即便在当代，德国的二战记忆仍然多少存在着一些问题。
问题之一：战争虽已结束了70年，但记忆的战争却从未停止过。一方面，在国内，官方记忆的形塑并未阻止集体记忆之间的斗争不断延续，特别是极右翼分子以“爱国主义”之名发动的各种挑战，如在“武装部队罪行展览之争”中所展示的那样，一大批右翼分子打着“不要污蔑我们的父辈”这样的旗号，在慕尼黑、不莱梅等大城市中心游行，甚至用炸弹破坏展览场馆;另一方面，在国际舞台上，德国罪责并没有因其二战记忆的正面性而受到遗忘，相反，在愈演愈烈的欧债危机中，希腊便提出了要求德国首先归还二战赔偿的要求，从而揭露了德国在战争赔偿方面未曾引起人们关注的问题。
问题之二：德国二战记忆存在着严重的欧洲中心色彩，缺乏对二战其他战场及战胜国的关注。中国战场上的牺牲情况，基本未被德国人关注过，甚至在大部分历史教科书中毫无记载。进一步而言，在有关二战教训的总结上，原子弹轰炸广岛和长崎倒是被视作“犹太大屠杀”的同类事件，得到记载与凸显，因为它们都反映了“人类在技术现代化的同时为自己制造了更大的威胁”。然而有关原子弹轰炸日本的前因后果缺少明确说明，以至于德国青年一代根本不知道日本侵华战争，或对南京大屠杀知之甚少，进而把日本视作二战受害者。从历史真实性而言，这一点无疑是贻笑大方的。
总之，二战虽已过去，但又以记忆的形式鲜活地存在于当下。二战记忆因时因人的变迁，反映的是纷繁复杂的国际环境与诡谲多变的政治格局之变动。德国的二战记忆是二战后德国政治文化变迁的缩影，值得进一步观察与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