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网：作为外宣领域资深的出版工作者，您认为对外出版的图书和面向国内读者的图书在选题思路和语言、设计等方面有哪些不同之处？作为对外出版行业的从业者应具备什么样的素质呢？ 新世界出版社在这方面又有哪些经验可以分享？
张海鸥：大家通常都会说，对外出版的图书和面向国内读者的图书有很大的反差，但实际上二者也有很多共通的地方，那就是内容为王：内容要有可读性，有针对性，精准锁定目标读者的需求。只要内容是读者感兴趣的，能满足读者需求的，这样的图书一定受欢迎。外国读者也是一样，比如前面提到的南非那个孩子，她的需求就是想知道中国的孩子是怎么想的，中国人的梦想跟她自己的有什么相同和不同之处。而要想知道目标读者的需求就需要多了解多接触，多研究外国人写的关于中国的图书的内容和角度。
当然，对外出版的图书会有一些特殊的要求，因为各国读者的阅读习惯是不同的，不仅各大洲之间有区别，就连欧洲内部不同语系的人对图书的要求也不一样。仅就外观而言德国图书常用的字体、字号和英国的就不一样。而美国和英国的英文书可能在阅读习惯上也会有一些细微的差别，包括书的封面、字体、书名、作者名和书名的比例等。这些细微之处都考验着出版人的职业水准。来自中国的图书一方面要适合目标读者的阅读习惯，另一方面也要适当保留自己的特点，让人一看就知道这是有关中国的书，是讲中国的。这就考验出版人的功力和职业水准了。
在今年的BIBF书展上（北京图书博览会），主宾国是中东欧十六国联合主办，我看到这些国家引进的苏童、莫言、贾平凹的书，以及《西厢记》，《道德经》、《水浒传》、《狼图腾》等中国图书，觉得他们的封面很有意思，就拍照回来跟我的同事们一起研究。这些书的封面很巧妙的把中国元素镶嵌在里面，而且画龙点睛地把书名突出出来，还有他们用的色彩和字体字号，都非常值得我们学习。
这些只是外在要求，最重要的还是内在，也就是怎样讲故事。“讲好中国故事”和“讲中国故事”，这一个字的差别有很大的学问。一定要用外国人的阅读习惯和思维方式来讲，他们才能理解和接受。比如，过去的外宣是我说你听，我们按照国内惯常的方式来说，而不管外国人是否听得懂，是否听得进去。赵启正部长在《向世界说明中国》和《江边对话》里有大量的案例，教会了我们如何用对方，也就是目标读者的思维习惯和方式，以及他们听得懂的语言来传达自己的观点，也可以引申为讲好中国故事。在其与美国基督教领袖路易·帕罗博士合著的《江边对话》里，有很多关于宗教的话题，赵启正部长和帕罗有着完全不同的意识形态和文化背景，但是沟通的非常融洽，没有针锋相对和剑拔弩张，很多不同的看法都化解在幽默的、双方都熟悉的语境中，这就是真正的高手。当然，优质的英文译文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江边对话》的“走出去”。
还有一个很好的案例就是《历史的轨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这是一本用讲故事的方式来写党史的书，主编是党史专家谢春涛老师。专家写党史习惯用固有的传统方式，而我们这本书则完全不同，在编写过程中在有经验的对外传播专家的指导帮助下，经历了很多次颠覆性地思维转换和书稿改动，后来创作团队觉得他们在这个过程中学到了很多的东西，中央有关领导也认为这是党史通俗化的一个有益尝试。2011年南开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的学生还专门找这本书来开读书会，而且这本书的电子版在网上点击率非常高，有在线阅读，也有付费下载。在2012年伦敦书展上，当时有一个意大利裔的女作家在我们举办的座谈会上说：“你们这本书给了我一个很大的启示，我要把我正在写的一本书的书名改成《和资本家斗争，工人为什么能》”。
我们还会关注作者的号召力。比如2008年在美国推广《江边对话》的英文版时，我看到了赵启正和帕罗的影响力。这本书的英文版和西文版在国会主要领导人中人手一本，输出给哈珀·柯林斯出版集团英文、西文、法文版，输出给贝塔斯曼四个市场版和四个俱乐部版，哈珀·柯林斯下属的一个出版社出版该书西文版仅两个星期就开始加印，这都与两位作者的影响力有关。后来我们又经过不懈的努力请到了风靡全球的《大趋势》的作者约翰·奈斯比特及其妻子多丽丝，请他们夫妇与赵启正部长进行对话，并结集出版了《对话：中国模式》，效果也特别好。所以，请有话语权的人来当我们的故事员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现在我们的故事员队伍日益壮大，国外的有路易·帕罗，约翰·奈斯比特，拉纳·米特等，国内的有赵启正、王蒙、谢春涛、中国作协的副主席何建明等等，他们都是我们的故事员，都是有话语权、有号召力的人物。
以上这些，都是我们这么多年一直在探讨的问题，没有止境。出版界的老前辈们有一句话，说出版永远是一个“遗憾的艺术”，因为无论怎样反复修订、再版，也很难真正做到尽善尽美。何况是中国人要出版给外国人看的书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