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经济学家本周在东京进行学术交流。左三为中国金融四十人顾问余永定。摄影 蔡虹
中国日报东京6月23日电（记者 蔡虹）正在东京参加中国与日本经济学家学术交流的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顾问余永定说中国虽然面临着很多的困难和问题，但是中国有解决问题的手段和空间。“我个人对中国经济还是比较乐观的。”
在今天的记者会上，余永定介绍说，过去三十年，中国维持了相当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到2011年为止，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一直在10％以上。但是，从2011年之后，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开始下跌，由10％左右下降到上个季度的6.7％。在下一个季度，恐怕还有可能继续下降，出现了中国经济发展速度明显下降的趋势。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长速度已经从过去的10％以上下降到7％左右。中国经济发展出现了新常态，它最主要的一个特点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当前已进入了一个速度较低的增长时代。但是，相对于大多数国家来说，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还是比较高的。
余永定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曾经担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他认为，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长速度实际上低于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长速度。中国经济近期面临着一个挑战，与日本目前的形势有点类似，就是通货收缩。
余永定指出，目前中国的产能过剩是非常突出的，但没有非常可靠的关于产能过剩的统计。根据中国企业家协会的综合调查数据，2015年中国企业的设备利用率是68.7％；中国的消费物价指数（CPI）也是比较低的，大致是1％到2％，中国的核心CPI只有1％左右；此外，中国的生产者价格指数（PPI）已经连续51个月下降，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中国存在通缩现象的表现包括中国进口的大幅度减少，去年中国的进口量缩减了13％左右。
他说：“这些都说明中国存在产能过剩和通货紧缩的现象。”
余永定指出，虽然关于对这些问题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在中国的学界和政界存在一些争论，但依然存在这样的共识：中国要稳定长期潜在经济增长速度。为了不让中国的长期潜在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甚至希望其有所上升，中国就需要加速经济改革，这个和日本的情况是一样的。
“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一个非常全面的关于改革的方案，认识到中国必须推进改革，特别是体制性的改革。中国的改革是不会停止的，会继续改革，继续开放，”他说。
余永定说：“我个人认为中国可以使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因为中国的财政状况与世界其它国家相比是比较好的。
他介绍到，中国的公共债务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1％，而这项数据在日本则大约是250％。这意味着中国有很大的空间使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比日本要落后20年甚至30年，这就是说中国还有很多可以投资的地方，例如中国的铁路和公路系统需要进一步完善，甚至中国的下水道系统也需要进一步完善。中国投资的需求是很大的，同时中国有财力。使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就能够稳定中国的经济，使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不至于下滑。除采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之外，还要有适度的货币政策，压低利息率使得企业可以投资，也使得政府能够通过发行国债的方式筹集资金用于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
他说：“总而言之，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空间还是比较大的。只要我们适当地使用这些政策，我认为中国经济可以稳定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平，使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和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长速度相一致。”
针对国际上对中国的企业债的关注，余永定认为中国的企业债的确是比较多，但是没有非常准确的统计。很多学者认为，中国企业债占GDP的比值已经超过了140％。
但是他不认为中国会因为企业债过高而出现金融危机。因为中国的储蓄率非常高，有大量的居民储蓄，还有大量经常项目顺差，没有什么外债，到目前为止还积累了3．3万亿的外汇储备。此外中国还有大量的国有资产，必要的时候可以变卖。
因此，余永定说：“只要我们处置得得当，我不认为中国的企业债会引发一场金融危机。”
中国欠债最多的公司是大型国有企业，在一定程度上，企业债也可以被认为是国债。“因为中国的公共财政状况是很好的，哪怕国债有一些增加，也不至于会到一个非常危机的程度。”
这次的中日经济学家学术交流活动是由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和日本野村综合研究所联合组办。中国和日本是亚洲最重要的两大经济体，两国的经济发展备受瞩目，但是两国的经济发展都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2016年中国经济增速“破7”，创25年以来新低，仍面临下滑压力。日本的经济形势也不容乐观，低生产率、高债务和老龄化等问题长期存在，成为困扰日本经济发展的难题。
（编辑：沈洋 于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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