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北京主持召开经济工作专家座谈会，并作重要讲话。（新华社记者 鞠鹏 摄）
中国日报网12月23日电（李义平）回顾一下市场经济国家从需求管理到供给管理的过程，对于我们认识中国的供给侧管理是有启发意义的。
西方市场经济国家一开始是典型的自由市场经济，推崇供给会自动创造需求，不会发生生产过剩的危机。起始于1929年美国的经济危机有了著名的罗斯福新政。新政的主旨在于从需求出发解决经济萧条的问题，一反传统的不干预，采取了扩张性财政政策，举办公共工程，刺激人民消费。更为著名的是诞生了凯恩斯的经济学说。凯恩斯在其《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对于需求管理进行了系统性研究，认为经济萧条的原因是有效需求不足，要通过政府干预，包括公共投资、甚至赤字刺激经济复苏。需求管理似乎曾经一度带来了经济的复苏，但由于没有有效地解决结构调整的问题，以及人们对通货膨胀的理性预期和下意识地保护自己利益，以凯恩斯主义为基础的政策设计最终的结果则是滞胀，即通货膨胀上去了，经济并没有实实在在地发展。时势造英雄。上个世纪80年代，面对滞胀，里根政府和时任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实行了供给学派和货币主义的政策。货币主义主张根据GDP的增长速度保持相应的货币供应量，其他问题让市场去解决。供给学派则主张通过减税，让企业更方便创新，让人民群众更敢于消费。供给学派和货币主义都主张从供给层面、从结构调整和微观层面解决问题。供给管理的实施以及信息产业的兴起使美国经济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持续稳定地发展。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以来，为了稳增长，我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需求管理的举措，频繁地刺激经济。上届政府有4万亿之刺激，本届政府也不乏刺激举措。这些措施深层次的是相信政府可以花钱制造繁荣，相信用宏观政策就可以解决微观层面的问题。然而从结果来看，由于政府干预扭曲了要素价格，使产能过剩的压力进一步增大、结构调整远远未能奏效；刺激政策的边际效用急剧递减，过去保持7%的增长速度有4万亿就够了，现在保持7%的增长速度则需要更大剂量的注入；问题的要害在于情急之下的投资往往缺少效益，短期的复苏之后接着是下滑以及更为艰难的复苏。
经济学似乎没有把病诊断对。中国当前所处的发展阶段是“新常态”阶段，经济发展的条件、问题、目标、任务都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我们面临的主要矛盾或主要任务是：（1）调结构。经济发展有两种效应，一种是结构效应，一种是水平效应。结构效应是通过结构，指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提升在一个更高层次创造更多的需求，是一个企业层面，或者说微观层面的事，是企业通过供给创造新的需求的问题。经济发展的结构效应是永远没有尽头的。其次是水平效应，是平面地扩展原来的产业结构，是有边界的。结构调整既有提升，也有过剩产能的退出，创新能力的不足抑制了提升，过度的刺激则阻止了退出。需求管理更看重总量，供给管理更着重结构。（2）创新问题。发展之初的中国经济产业空间很大，发挥后发优势模仿式地去做就可以增长。现在产业空间相对饱和，模仿的边际效用急剧递减。中国经济欲要发展，必须通过创新在更高的层面上打开更多的需求之门，必须通过创新为起飞持续加油。然而，创新面对着一系列的不确定性，其中包括技术上的不确定性，市场上的不确定性，因而更适合企业去完成。在什么样的条件下企业更容易创新，这实际上是一个改革的问题，因为只有制度上的变革才能促成技术层面的变革。需求管理的刺激性政策会延误这一方面的变革，供给管理则有利于这方面的变革。（3）必须提升经济体制、特别是微观层面的活力。最初的快速发展只是因为存在着快速发展的条件，GDP基数小，产业空间大，资源、环境、劳动力便宜，国际经济处在发展周期的高潮。还有最初的改革使经济体的灵活性有所提升。然而相对于新常态下的稳健的经济增长所需要的活力，曾经稍稍提升了的活力已经远远不够了。提升经济体的活力更多的需要着力于供给管理的改革。
供给可以在更高的层面创造需求，供给让企业、让微观层面去发力。这符合事物的逻辑：经济发展更多的是微观层面的事。实施供给侧管理必须改革，改革的中心在于提升企业的活力，这就需要真正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政府尽量少干预企业，政府通过任何形式干预企业只会降低企业的活力，扭曲要素配置。政府尽量实行简约的、稳定的政策，让企业有一个稳定的预期；要有利于平等进入、各类各层次企业都应当公平竞争，让企业把所有心思都用在通过管理去创造需求上，而不是游说政策和“勾兑”有关部门。
（作者：李义平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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