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次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正在土耳其沿海城市安塔利亚举行。三年前的今天，习近平开始担任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
当他第三次参加G20峰会，与其他国领导人相见之时，会向他们展示一张丰硕的成绩单，上面书写了中国三年来，特别是自去年澳大利亚布里斯班峰会以来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和承担更多国际责任上的喜人表现。
此外，本次峰会对于中国来说也是一个学习和准备的过程，因为从12月1日起中国将担任下一届G20峰会的轮值主席国。因此，习近平也将借此机会传达中国将继续把G20峰会打造成为提高全球治理能力有效平台的决心。
回顾起来，其中一个核心成绩便是习近平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这一倡议得到了亚欧大陆、中亚以及欧洲各国的积极响应，从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白俄罗斯、俄罗斯，到比利时、法国和英国，众多国家支持并参与该倡议，希望借此提高亚洲、欧洲和非洲的互联互通。
俄罗斯已准备将其欧亚经济联盟与“一带一路”倡议进行对接，上海合作组织的另外五个成员国也表态支持中国的这一倡议。而欧盟方面也在尽力寻求其3150亿欧元欧洲投资计划与中国这一旨在提高世界互联互通性计划的对接可能性，双方计划共同启动联合投资基金。
由中国发起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也得到了世界各国的广泛响应，目前已有五十多个国家成为总部设在北京的亚投行创始成员国。同时中国也表示希望加入总部设在伦敦的欧洲复兴开发银行。
今年七月，由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五个金砖国家共同倡议并由出资建立的新开发银行（又称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在上海开业，预计将很快正式启动业务。
印度银行家 Kundapur Vaman Kamath 被任命为首任行长，新开发银行也会在近期于约翰内斯堡设立非洲区域中心。新开发银行的概念在2012年提出，历时三年终于成为现实。
而最近几个月以来，中国也在竭尽所能地获取各方支持，希望亚投行的成立有助于引导国际金融体制改革的正确方向。
当然，中国如此努力在世界范围推进其倡议，有反对声音出现也属正常。大部分的抵制行为来自美国，因为它不愿意放弃自己在世界经济的主导地位，也不愿意给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在世界金融体制上更多话语权。
美国决意阻止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中发声的行为自然引起了许多中国观察者的不满。
多伦多约克大学政治系教授、曾在加拿大驻中国大使馆任职的秦恩对于近几年中国日益活跃于国际舞台一直予以密切关注。
他说：“中国在发起建立亚投行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过程中起主导作用，并将“一带一路”倡议认真地付诸于行动，这些都向世界展现了一个新中国，一个怀揣着重振世界经济雄心的中国。”
对于中国如此热衷于改变世界的大胆举措，秦恩将其归因于中国希望双管齐下，即同时推动国内体制改革和全球金融体制改革。
在过去三年里，习近平一直在国内推动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同时不断加大地方官员反腐败力度。
“这一系列政策背后的首要动机便是中国领导层希望推进国内基础改革的同时也在国际舞台上获取更有利位置”，秦恩分析道。
“中国现任领导人视该国内国际的双重改革为确保中国在其可持续发展道路保持稳定增长的关键改革一环。就外部因素来看，只要每个国家有各自的良好发展势头做基础，新的国际秩序只会对他们有利。”
21世纪新前线是一家瑞典的咨询公司，它的创始人兼CEO Dennis Pamlin认为，如果要他定义习近平担任最高领导人以来的中国政策，他会选择用“积极主动”和“有前瞻性”来形容。
不过Pamlin表示，中国也只是在近几十年才开始在各大国际机构中活跃起来，到目前为止可称得上是一位表现尚佳的新人。
1971年中国恢复了其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980年中国又恢复了其在世界银行的合法席位。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现在，中国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完善全球结构中来，甚至开始尝试设置游戏规则”，Pamlin说道，“我要说这一变化的产生是必然的，因为中国不仅具备了丰富经验使其对现有全球结构有了深刻理解，同时它也拥有了发展自己创新想法的实力。”
布鲁塞尔欧洲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中心创始人兼主任Fredrik Erixon则认为，外界如何定义习近平担任最高领导人以来的“新中国”并不重要。
他说：“重要的是中国正处在形成自己关于如何发展国际机构，以及如何发展世界和平、安全和繁荣政策想法的进程中。中国并不是一个到处宣传自己如何好的国家，但它对于在现有国际体系基础上建立有序世界秩序的思想却得到了广泛认同。这也是为什么许多国家慢慢向中国靠拢并且更加积极响应中国声音的原因，他们并不是为了寻找下一任世界霸主，而是为了寻求达成更多共识。”
不过，中国将如何平衡不同学派思想对其尝试改变地区或世界格局的解读，对此我们还需拭目以待。
“但无论如何，从历史事实的角度来说，一个冉冉升起的世界力量相比日渐没落的世界力量会对全球机构和世界秩序的发展更有益处”，Erixon说。
希腊前外交部经济事务秘书长Constantine Papadopoulos认为，中国是在采取合理手段以发展其在国际上力量，顺应现在的历史潮流。
他说：“现在的世界格局是，当世界上其他国家，这里所指大部分为西方发达国家，占据了整个世界经济发展等级的最高阶层之时，中国却如一匹黑马般跻身成为超级经济大国。在这一特殊历史时期，中国应谨慎处理与这些世界主导力量间的微妙关系。”
“所以，中国通过向其他国家提供双赢机会并通过明确的商业合作提议提出希望为其他国家发展做贡献，实属明智之举。”
中国希望通过亚投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以及其他项目的资金支持完成以巨额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促进世界发展的这一雄心无论从规模大小还是影响范围来说都是十分震撼的。不过，世界各国在政治上对这些项目采取何种态度永远都取决于受该项目影响最大的那些国家的经济情况。
Papadopoulos相信很多国家都会受到“一带一路”影响，不论直接或间接。因为新丝绸之路陆路和海路沿线国家占据了全球63%的人口，而这些国家的经济总量则占到了世界GDP的29%。
如果该计划能够顺利展开，那么这些沿线国家将有可能看到丝路项目是如何神速地给他们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但所有项目的发展归根结底都是不可控的过程，因此长远来看，诺后期有不同声音或消极反响的产生也便是可以理解的。
Papadopoulos说，西方社会一直以来提倡自由经济，注重公平竞争、有效分工、扩大市场和共同富裕。现在突然有人用同样的理念希望在全球获得支持，他们感到自己在世界经济格局的主角地位受到了挑战。
“不过，如果中国能够证明自己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伙伴而非威胁夺走西方特权的危险对手，如果它能证明事实上西方的自由经济思想不只适用于西方而是整个世界，那么我认为西方国家是可以克服其对中国的恐惧的。”
毫无疑问，中国通过亚投行不仅希望在地区内扩大自己的经济影响，更是希望其在全球经济影响上多分一杯羹，Papadopoulos说道。
有一个人尽皆知的事实，中国和其他新兴国家希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尽早执行投票改革，以便对上升中经济体表决权重新安排，并使其可依据经济实力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获得更多影响和话语权。但这一改革却以美国的阻拦一拖再拖，中国等新兴国家对此表示失望。
“同样人尽皆知的是，在对待亚投行问题上美国还是横加阻拦，企图说服其欧洲和亚洲盟友拒绝加入，不过以失败告终”，Papadopoulos指出。
“此举反映了美国将亚投行上升为‘敌我’问题，而对于欧洲和亚洲国家来说却完全不是这样。”
秦恩认为，亚投行、“一带一路”倡议、以及金砖国家开发银行都是中国更加积极参与国际治理、甚至是更加积极参与区域与全球领导的表现。
他说：“其实就亚投行本身而言，从地缘政治角度来说它已经改变了游戏规则。”
秦恩说这是因为对于接收国而言，亚投行已经成为亚洲开发银行外的另一选择。而众多接收国选择亚投行的原因则是因为不仅亚投行的成员超出亚洲范围扩展至欧洲，其设立的判例也会对世界银行及其他超出亚洲范畴的地区发展银行产生影响。
“不过亚投行要想更加深刻地改变游戏规则，也就是将切实利益带给所有接收国，真正的挑战还在前面”，秦恩说。
他还说，最重要的是亚投行必须在合理的财政和援助政策基础上运行，它需要同时向接收国和投资国提供有效且公正的实践规范与准则，并得到他们的认可。
“任何投资银行都会告诉你，这是一个十分严峻的挑战。此外，亚投行还必须有一个比其他现有机构都更加高效、更加有影响力并且更加公正的内部管理和执行部署。”
随着中国在应对全球问题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世界各国对此的反应各不相同。举例来说，最开始比利时对于加入亚投行并不是很感兴趣，当它的其他西欧盟友纷纷申请成为创始成员国的时候，比利时方面迟迟没有动静，不过现在比利时已经提交了申请表，正式进入申请加入亚投行的流程。
截至目前大约有一半的欧洲国家和欧盟申请加入亚投行。
“虽然欧洲内部对于亚投行仍存在分歧，但我认为这些分歧并不会进一步扩大”，Erixon说道，“欧洲国家加入亚投行已是板上钉钉，只不过他们在其中只能扮演初级伙伴的角色。但是欧盟既不满足加入亚投行的资源要求也不具备加入的法律体制，因此诺欧盟最终未成为亚投行成员也不足为奇。”
秦恩说，欧洲国家对待中国的态度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视中国为所谓欧洲发展的威胁；第二类认为纵然对所谓欧洲发展有一定威胁，但在当下全球经济和政治势力平衡重新洗牌之时与中国有更多往来是机会也是时事所趋；第三类则认为中国带来的绝大多数是机会，不过从中长期来看，随着中国在中东欧甚至西欧的势力扩张，也许会对中欧的经济政治利益带来潜在威胁。
Pamlin则表示对于中国在世界格局的领导地位，欧洲各国也有着不同意见。
“大多数国家欢迎一个更加平衡的国际体系和一个更加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中国。至于他们对许多中国提出的项目缺乏兴趣，主要原因还是因为欧洲内部正面临着诸多挑战，因此欧洲领导人还是把首要精力放在解决自家纠纷上。考虑到欧盟内部的紧张局势，大多数国家认为还是应该集中精力先解决欧盟内部危机，之后再考虑是否更多参与像亚投行这样的外部项目。
至于中国为何在全球事务上扮演着如此重要的角色，关注中国多年的前欧洲议会议员Glyn Ford认为，中国自身不断提升的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就是最好的答案，不过中国还需要在国际沟通方面做更多努力。
他说：“虽然中国近年来在公共外交方面有所努力，但其公共外交表现还是差强人意。中国很难从它固有的模式化形式化的交流模式中脱离出来，而正是不当的交流模式阻碍了中国外交能力的提升。如果中国想要进一步扩大国际影响力，如何改变其外交沟通模式是一重大挑战。
Pamlin说，中国一直在强调合作的好处和重要性，但他认为还有许多双赢的机会有待进一步发掘，因为双赢机会不仅仅是全球治理过程中创建文明社会所带来的。
他说：“所有巨大的改变都会面临障碍，认识到这一点至关重要。但这些困难并不完全是坏事。中国现在急需的是找到一个平衡点，一个既帮助中国解决其在现代化进程中所遇挑战又有助于提升其国际影响力的方案。”
中国将面临包括人口模式转变和环境压力攀升在内的社会重组时期，与此同时，科技也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飞速发展。
“另一方面，中国如何应对并参与全球挑战也一定程度上塑造了未来世界格局”，Pamlin说道，“这句话听起来有些严重，但却是事实。中国如何扮演其在世界舞台上的角色将对未来整个世界的发展起决定性作用。”
世界需要的不是像美国这样表演 “独角戏”的中国，而是一个注重全球联系与对话的中国。
“到目前为止，中国的所有举动都基本符合这一期待，但是我们希望中国接下来将全球挑战提上国际议程，为共同应对全球挑战提供帮助。”
Pamlin认为明年的G20峰会为中国提供了一个绝佳机会，作为轮值主席国，中国可以借G20的平台召开一个以“国际合作共同解决全球危机“为主题的世界论坛。
他说：“在这个论坛上，各国除了分析现有问题以外，中国还可以增加一个新的环节，那就是起草一个全球风险管理倡议，为如何将这些世界难题转化为创新动力提供建议。”
(本文是中国日报欧盟分社首席记者付敬于11月13日在《中国日报欧洲周刊》上发表的封面文章，中文翻译为欧盟分社实习记者郜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