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日报网10月30日电（穆光宗）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指出，中国大陆将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这一历史性选择可谓众望所归。
“十二五”期间是自从推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民间反思最全面、最深刻的时期，但生育政策的改革却乏善可陈、幅度过小，“单独二孩”政策的出台在单独家庭中普遍“遇冷”说明了对生育反弹的忧虑是完全多余的，昭示了中国生育危机的另一面：生育率过低而不是生育率反弹。其实，早在2000年五普时，我国总和生育率（TFR）已经低于1.3的超低水平，统计只有1.22，2010年六普时进一步下降到1.18，近年数据也在1.3左右。事实胜于雄辩，中国早已跌入了“超低生育率陷阱”，而且是“内生性意愿性低生育率陷阱”，而不仅仅是“外生性政策性低生育率陷阱”。
单独二孩政策遇冷说明“婴儿潮”一去不复返了。中国要担心的与其说是人口反弹，不如说是人口萎缩。生育权利、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之间是有差距的。调研发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育龄妇女的意愿生育水平（理想子女数）已经很低，平均在1.6-1.8之间。受生育条件的限制，实际生育水平低于意愿生育水平，而且在代际人口之间不断走低。令人担心的趋势，80后比70后低，90后比80后低，00后比90后低。很多家庭生养孩子不仅要考虑孩子的抚养成本（特别是面临的机会成本要比以前大很多），而且要考虑赡养照顾老人的压力和自身生活水平以及生活质量下降的风险。生育理想落实到生育行动上不免踯躅不前。现在新生代人口中间已经形成新的生育文化，这就是选择性独生的低生育文化，甚至不生育的丁克文化。生育有个战略机遇期，一般女性过了35周岁之后就难以满足优孕优生的生理条件。从70后非独家庭的女性来说，她们已经处在优孕优生的最后临界年龄，留给她们的机遇是稍纵即逝的。
2014年11月12日，河北省廊坊市安次区北史家务乡计生办工作人员（前左）为参加培训的一名育龄女性办理“单独二孩”的相关手续。（新华社记者 鲁鹏 摄）
“全面二孩”生育新政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意味着由过去“控制”生两孩，逐步调整转向了“鼓励”生两孩。客观上，“全面二孩”大概能够解决多数中国家庭的生育问题。大多数家庭最多也就只要两个孩子，少数人会要三个以上的孩子。如果说生一个和生两个之间的变化是一种“质变”，那么生两个还是生三个及以上的变化可以说是一种“量变”。在这个意义上，允许大家生两个孩子，估计就基本上满足了多数人的生育向往。虽然“全面二孩”的政策恐怕并不能让中国立刻跳出低生育率的陷阱，但至少它能保证社会公平，降低社会风险，对于扭转出生性别比过高也是有益的，对于中国应对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萎缩的挑战是有帮助的，也能够减少独生子女家庭的种种风险。
生育意愿的问题通过政策或许能够解决，但是要全面解决中国的人口问题，恐怕并不容易。人口问题大于生育问题，生育问题则大于生育率问题。人口是一个有机的社会生态系统，不能只看五年，要看五十年，甚至一百年，确立与时俱进的新的“人口平衡发展观”和“人口系统治理观”，或许才是人口国策所要触及的深层议题。
超低生育率使得中国面临人口结构失衡和断裂的大问题。0-14岁的少儿人口的比重和规模都有下降趋势，而老年人口的比重和规模却在上升。少儿人口是中国的潜力人口，是中国未来创造力、竞争力和战斗力所在，结构失衡会深刻影响到中国的持续发展，少子老龄化、空巢老龄化和病苦老龄化问题加剧，社会和家庭都不堪负担。遗憾的是，传统的人口观、生育观根深蒂固、危害深重，总有人觉得中国的人口数量太大、太多，其实人口是资源不是负担，重点在结构而不是总量。从中央到地方，社会的方方面面需要对人口问题有一个全新的认识，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对“全面二孩”权利公平的呼吁上。
人口问题观决定人口治理观，中国需要与传统的以人口控制为中心、只做减法的人口治理模式做一个历史的切割。说到底，“全面二孩”只是人口治理一种过渡性政策，是不彻底的改革。人口规划需要高屋建瓴，基于长期人口发展战略，重建积极长远、平衡发展的人口观和生育观，从而让人口和生育的基本国策完成历史性的转变，从过去限制生育转向鼓励生育，从传统的控制人口转向优化人口，从过分强调社会计划回归到家庭计划为主、社会计划为辅的轨道上来。
（作者：穆光宗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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