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9日，在日本东京，日本前首相村山富市（右）发表讲话。当日，因“村山谈话”和“河野谈话”广为人知的日本前首相村山富市、前内阁官房长官河野洋平在日本记者俱乐部举行对谈，就历史和安保问题“敲打”安倍。两人再次重申承认殖民侵略历史事实、坚持和平宪法专守防卫对日本的重要意义。（新华社记者 马平摄）
中国日报网7月1日电（王屏）战后日本持续了70年的安保体制正面临着结构性改变。安倍内阁致力于安保体制法制化的目的有两个：一个是协助美国提高对中国的“遏制力”，另一个就是为日本走向军事大国制造法律依据。如果说吉田茂是制定日本经济大国战略的奠基人、中曾根康弘和小泽一郎是制定日本政治大国战略的代表人物，那么，安倍晋三则是制定日本军事大国战略的领军人物。
1947年5月3日，战后《日本国宪法》即所谓的“和平宪法”生效。这部宪法是在美国主导下产生的，该宪法第9条规定，日本不能拥有军队和交战权。因此，战后日本的安全保障政策以“专守防卫”为特征，军队也只能被称为“自卫队”，自卫队不能走出国门并只能拥有最低限度的用于自卫的武装力量。与此同时，作为主权国家应该拥有的“集体自卫权”，战后例届内阁及其法制局的解释都是，日本拥有“集体自卫权”，但是根据宪法第9条规定不能行使该权力。
战后日本自主制定防卫政策以及发动对外战争的权力虽然被剥夺，但是，战后日本“和平国家”形象得以确立。战前日本通过战争没有得到的利益却在战后和平发展的过程中得到，甚至得到的更多。也正因为如此，70年来和平主义思想在日本民众当中已深入人心，特别是左翼政党与学界主流成为维护和平宪法的生力军。
然而，在国家政治外交与军事安全层面上，有关宪法与防卫问题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它成为执政的自民党内“吉田路线”与“鸠山路线”争论的焦点，也是“旧保守派”与“新保守派”的分水岭。但是，不论是自民党“非主流派”的“自主防卫”主张，还是取代自民党上台的民主党鸠山由纪夫内阁的“日美对等”构想，都遭到美国台前幕后的遏制，相关政治家也都相继淡出政坛。
其实，寻求民族自立、找回丢失的主体性无可厚非。但是，日本要想走向“正常国家”，首先心态要正常。安倍上台后，对内保守、对外强硬的风格显著。看上去安倍似乎是个民族派，为了摆脱美国的限制而强调自主制定宪法，夺回日本防卫政策制定的主导权。但结果却被绑在美国的战车上，并且绳索越勒越紧，不仅没能“自立”，而且属国特征越发明显。
安倍内阁有关新安保相关法案的提出是否合宪并能否在国会获得通过暂且不论，实际上，从相关法案内容看，它不仅从根本上颠覆了战后日本安保体制的核心内容，也使日美安保体制发生质变。首先，日本传统的“专守防卫”政策不复存在，日本自卫队不仅能在“周边”而且还可以到全球各个角落甚至太空活动，自卫队成为真正的军队。其次，日本可以借恢复行使“集体自卫权”为名，在区域或世界范围内争夺霸权利益，推销军火，破坏地区和世界和平。最后，宪法第9条遭到破坏后，日本利用和平宪法拒绝搭乘美国战车的理由不复存在，日本仅存的一点“自主性”都被剥夺。日本“借船出海”看似被松绑，实际上，日本在日美安保体制中被束缚的程度加深。
可以说，大和民族到了“最危险时刻”。它既考验政治家的良知，也考验日本民众的政治智慧。安倍政权的政治选择已经遭到国民的反对，甚至自民党内部的反对呼声也不断出现，在野党也对安倍内阁提出的相关法案给予尖锐批评。据日本媒体报道，安倍内阁的支持率已降至成立以来的最低点。成千上万的日本民众包围国会，要求安倍下台。宪法学者联名上书，大学生游行队伍再现。
这不禁让人回想起安倍外公岸信介执政时期爆发的“1960安保斗争”场面。岸信介与美国谈判签订“新安保条约”，日本向美国提供军事基地，美国在日本遇袭时向日本提供保护，这就是所谓的“战后日美安保体制”。如果说岸信介在一片骂声中还为日本赢得了美国的保护权，那么，其外孙安倍晋三却在一片抗议声中想为“保护美国”行使“集体自卫权”。如果说安倍的初衷是“打破战后体制”，恢复大和民族的自尊自立，那么，一旦其内阁提出的新安保相关法案在国会获得通过，日本就将成为能够进行战争的国家，不管日本愿意与否，在美国发动的不义战争中日本都会成为马前卒。
6月26日，东京都大学生冒着大雨在日本国会外游行并高呼口号：“保卫宪法，不许屠杀任何人！”但是，当日安倍在众议院和平与安全法制特别委员会上表示，要在国会延期终结日9月27日之前通过新安保相关法案。他甚至不顾舆论的反对，想利用所谓“数字的力量”，靠执政党的议席数强行通过这些法案，并美其名曰：“这是议会制民主主义的王道。”
日本国会通过什么法案是其内政，中国无意干涉。我们希望日本继续走和平发展之路，如果日本一意孤行，以鼓吹“中国威胁论”为借口破坏地区的和平与安全，我想，包括中国在内的周边国家也不会等闲视之。
（作者：王屏 社科院日本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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