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典和斯巴达的战争毁灭了曾经盛极一时的希腊文明，中美两国是否也会重蹈覆辙？当今世界的两大强国是否会陷入哈佛大学贝尔弗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政治学家格雷厄姆•阿利森（Graham Allison）所提到的“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即中国的崛起对当今世界霸主美国构成威胁而导致两个大国间的关系紧张？阿利森2012年8月21日在《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上撰文论述了这一观点，今年（2015年）4月14日他又在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the U.S. Senate Armed Services Committee）上再次引用修昔底德的话进一步论证：“战争无可避免的原因是雅典日益壮大的力量，还有这种力量在斯巴达造成的恐惧。”阿利森指出，历史上还经常出现另一种“陷阱”：“过去五百年里出现过16次崛起的大国威胁到现有大国的统治地位的情况，其中12次以战争收尾。”但毕竟还有四次没有陷入战争，可见霸权战争并非不可避免。不过阿利森断定，随着中国不断崛起，美国不断衰落，美国需要谨慎应对其将面临的“慢性病”。
上述所有问题都极其复杂并引发不同解读。在政治中有“不可避免”的事情吗？什么证据能够证明霸主与挑战者之间的斗争在大多数情况下导致了战争或一定会引发战争？当然答案如何主要看怎样定义，看是否对深层因素，中介因素或者触发事件进行着重分析。中国将在哪个或哪些方面赶超美国？“修昔底德陷阱”是否真的存在？
修昔底德的经典史学著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The Peloponnesian War）让人们思考雅典与斯巴达之间的竞争是否最终一定要以战争收场。如果说真存在修昔底德陷阱，那雅典和斯巴达也是自愿陷进去的，因为事情本来就有别的解决方式。双方不断做出增加嫌隙的举动。这与美国总统里根（Ronald Reagan）提出“战略防御计划”（strategic defense initiative）使苏联担心自己的威慑力会被削弱一样。这一问题至今仍十分严峻，但从未引发战争。美国和苏联没有放弃过沟通，而雅典和斯巴达却几次在关键时刻中止谈判，召回了使者。
暂且先不提已经过去两千多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我们来看看近代有哪些潜在的争霸战争。
19世纪末期，美国日渐强大，而大英帝国却停滞不前，甚至走向衰落。尽管如此，两国还是愿意通过协商解决分歧并在必要时展开合作。
•一战爆发，起因并非德国挑衅英国，而是在于巴尔干地区三大没落帝国的斗争。英国与法国、俄国结盟并非偶然，其参战动因在于德国侵占中立国比利时。
•二战爆发源于日本与德国的种族优越感，以及对燃油、食物、土地的贪婪。如果当时的日本与德国能保持理性，那么它们就不会对全世界的强国宣战。
•中国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挑战了苏联霸权，但这两大新兴和衰落的共产主义巨头也只是在边境处稍微擦枪走火了几回。核武器的存在让人几乎无法想象战争的后果。
•苏联向西方世界发起挑战，但冷战最终也只是黯然落幕。胜利者并没有在共产主义的伤口上撒盐，而是努力与战败国重归于好。
中国许多官员似乎认为即使中国作为超级大国的力量正趋削弱，也能欺压邻国。中国十分维护自己在近海以及其他区域的利益，但不想与美国为敌。中国军费支出增长幅度超于美国，但总体支出只相当于美国的四分之一。美国有十一艘航空母舰，中国只有一艘，而且是根据乌克兰的航母改造的。中国的军事力量到底如何？最近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的两份报告称中国威胁论言过其实。人民解放军面临体制的缺陷性和脆弱性，缺乏有充分作战经验的专业军事人才。除此之外还有严重的贪污腐败和士兵素质不高的问题。其中包括以下问题：
•指挥官与行政官的双轨指导体制。指挥官负责军事行动，而政委负责“政治工作”。
•中国宣称，“中国不仅是一个海洋大国，也是一个陆上大国”，但解放军的军事力量构成仍由陆军主导，领导权也主要掌握在陆军手中。
•解放军有太多的非战斗指挥部分摊了地方民政当局的权力和任务。
•解放军面临的挑战：所有服役单位配备着多代的武器和系统。
•解放军还缺乏作战经验：“和平病”（The Peace Disease）。
除非克服了这些及其他困难，否则解放军就会在与强大敌人战斗时遭遇严重挑战。当然，最终的问题是：即使一个小的战争也可能升级，给各方带来毁灭性的后果。
经济实力
那么，中国的经济实力如何？中国组织成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其经济实力可见一斑。即使是美国的盟友——英国，也不顾美国反对积极加入亚投行。但数量不等于质量。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可能会赶上或超过美国。尽管如此，在未来几十年，大多数西方国家和美国的亚洲盟友国的人均财富，可能仍会比中国高出许多倍。事实上，许多中国机构以及个人都在指望美国人来确保他们的投资安全以及购买中国产品。至于经济增长和生活福祉，中国水资源短缺和污染的严重程度已远远高出美国，危害到了中国发展的方方面面。
中国经济是从资源开发这一较低基础起步的，因此，经济的增长难以预测。正如德国和日本从二战的废墟上崛起并最终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废弃毛泽东主义后成为富强的国家也是理所当然。中国学生擅长数学，但中国的创新能力已被自上而下的控制扼杀了。中国国内的科研工作者从未获得过诺贝尔科学奖。为数不多拿到诺贝尔和平奖与文学奖的中国人却在国内遭到诋毁。中国派遣许多最优秀的学生去美国学习深造，却很少有人回国。
一些观察者认为，网络战成本不大但危害不小，中国可以轻而易举地破坏美国的战略网和经济网。然而，这种担忧也属言过其实。一位专家总结说：“只要紧密的相互联系和经济相互依存对中美等大国仍然是互惠互利的，他们就能够容忍相互之间必然会给对方带来的不快。如今各国利用经济合作来避免国家安全之争，在复杂的社会技术领域上演着情报-反情报的竞赛。如果中美双方更广泛的共同利益受损，那么他们面对一个更为严重的战略问题时就会采取更危险的手段，而网络战不过是其中一个侧面。夸大网络威胁的影响会加剧相互间不信任，更可能导致人们不希望看到的结果成为现实。”
各方都需要平复焦虑情绪，管好各自言论。同时，艾莉森的同事约瑟夫•奈（Joseph Nye）认为，美国拥有继续引领世界的软实力和硬实力。但是，美国能否巧妙地运用这些资源尚不确定。美国在国内外挥霍大量人力和物力。对此，艾莉森恰如其分地引用了波戈的一句话：“我们已经遇到了敌人，那就是我们自己。”例如，任何合理的理由都不能解释为什么北京的机场比美国的任何机场都要好。
对于中国的崛起，应当既不骄傲自满也不下意识地予以回应。的确，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提醒我们，霸权的挑战是危险的。汉学家和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Kevin Rudd）警告说：“要平衡权力间的关系，似乎需要中美两国做出比他们准备接受的合作还要多的努力，甚至要进行宪法改革。”中美双方都有行事冲动的鹰派人物。但是，如果美国和中国的领导人处事谨慎，他们就会认识到两国利益的互补性，并在这些领域进行合作：清洁能源，放心食品和安全水源的供应以及更完善的医疗保健系统。中美双方都面临东北亚和南亚地区的安全威胁，需要在军事反恐方面展开合作。中美双方都不应基于两国冲突不可避免这样的预期来采取行动，否则这种设想就会成为现实。双方都可以帮助本国和其他国家实现和谐发展。
关于作者：沃尔特•克莱门斯（Walter Clemens）是波士顿大学政治学名誉教授和哈佛大学戴维斯俄罗斯和欧亚研究中心副教授，著有《复杂性科学与世界事务》（由SUNY出版社于2013年出版）
（译者：冯懿 编辑：齐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