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并没有意识到，前脚刚离开美国回到中国的家乡度假，华盛顿那边立马就有人对我“念念不忘”、“依依不舍”。4月2日，就在我抵达上海的几个小时后，一位记者同行给我发了条微信，说美国的中国通沈大伟先生（David Shambaugh）当天在乔治•华盛顿大学发表演讲时，好几次提到我的名字。
几天之后，我在网上听了那场演讲。在我看来，那很大程度上是对他自己3月7日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的一篇题为《即将到来的中国崩溃》 （The Coming Chinese Crackup） 的文章所做的危机处理。沈大伟先生在那篇文章中宣称， “共产主义在中国统治的最后阶段”已经开始。
当然，同他发表在《华尔街日报》上极具批判性、一面倒的观点比较而言，沈大伟先生4月2日的演讲要显得更为平衡得多——尽管他仍然对中国的未来持悲观态度，并预言中国共产党的统治再过20年就将结束。
然而沈大伟先生在演讲中谈到的中国面临的十大挑战，亦即他形容的“十字路口的中国”，并不是什么新鲜的提法。从经济改革、官员腐败到贫富差距，多年来这些问题在政府工作报告里都会被提及。一个月前，李克强总理在工作报告中就对中国所面临的挑战做了更加全面的分析。即使是一个北京的出租车司机也能就这个国家面临的某些挑战做一番详细的阐述。
就如沈大伟先生这一次也承认的那样，好消息在于中国的高层领导们意识到了这些问题，并正在采取解决措施。但是，又有谁会天真到去假设一个拥有四倍于美国的人口规模、人均GDP仅居世界第90位的发展中大国没有任何困难需要面对？
沈大伟先生为他在《华尔街日报》上的文章进行辩护，责怪报纸为之拟了一个耸人听闻的标题。他希望读者关注文章内容本身而非标题。然而，读过那文章的大多数人都不会认同他的结论——那是基于随意而肤浅的论据得出的结论。而在这些人当中，恰恰有相当一部分是美国智库里对中国最尖锐的批评者。
沈大伟先生还试图通过打击中国记者的声誉来为自己辩解，但他却陷入了自相矛盾。他一方面指责中国听不进逆耳忠言，缺乏接受批评的能力；而另一方面，他却又接受不了中国媒体对他文章的激烈反驳。他毫不掩饰地说，这是“人身攻击”。
如果一篇常规的专栏文章就被沈大伟先生当成人身攻击的话，那么在中国内外他确实已经被多面夹击了。他对于我3月13日发表的专栏——《沈大伟关于中国的文章一团糟（Shambaugh China essay in shambles）》——显然感到愤怒。他4月2日在讲台上说道：“我会斥责他的，就像他斥责我那样。”他还说：“在他们对我做出这样的事之后，那些认为《中国日报》不是政府喉舌的人应该再想想了。”
沈大伟先生认定我写那篇专栏文章是受中国政府指使。这又一次表明了如今的他与中国的现实脱节得有多么严重。事实是，这些年来我的专栏文章中没有任何一篇是受了政府或任何人所指使。
沈大伟先生高兴地宣称，他从没因为《华尔街日报》的文章而被禁止到中国，因为不久就会有几个前往中国的访问安排。这当然是件好事。但对于包括沈大伟先生在内的众多所谓中国问题专家而言，他们真正的问题倒不在于在中国呆的时间不够长、去的地方不够多，而在于他们根本就没有真正地了解中国在过去的四十年间已然发生的重大变革。
举个例子，沈大伟先生宣称自己在中国一共度过了八年的时间，但他在演讲时还是曲解了“crossroads(十字路口)”的中文原意。他向听众解释道，“十字路口”这词的意思是“十条道路交叉在一起”。
不，前面只有两条路。沈大伟先生要么在中国多待些日子，要么多学点中文。
（本文作者陈卫华为《中国日报•美国版》副主编 翻译：杨燕媚 编审：柯荣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