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卸任后，丹羽宇一郎笔耕不辍，用出版的著作的版税设立奖学金资助来日中国留学生。（蔡虹 摄）
中国日报东京3月26日电 （记者 蔡虹）在他的办公室墙上，挂着写有“不破不立”四个大大的汉字的条幅。担任日本著名综合商社伊藤忠商事社长时，他奇迹般地将企业扭亏为盈并创造最高利润，成为商界叱咤风云的领军人物。2010年他以首位民间人士的身份出任驻华大使。从驻华大使的职位上卸任后的他一直在孜孜不倦地努力增进两国相互了解。他，就是日本前驻华大使丹羽宇一郎。近日，丹羽宇一郎接受了中国日报的独家采访，谈他的大使生涯，中日关系的症结和出路，以及他没有休息的晚年生活。采访摘要如下：
记者：您是日本第一位以民间人士身份出任驻华大使的，而且遇到了中日关系最困难的时候。如今回顾那段时间，您怎么看您的大使生涯？
丹羽：我作为第一位民间人士赴中国出任大使，我的主要目的是听取（中国）当地的声音。但是，因为政见有所不同，而且我发表的一些意见引起了（日本）政界人士的不快 -- 他们缺乏听取当地人士声音的意识，所以最后我没能够充分地把中国当地人士的意见转达给日本的政界。外务省的一些官僚很难去听取当地人士的声音，他们是非常犹豫的。要听取当地的声音需要一种勇气。我一直希望由民间人士出任驻华大使。但是，政府否决了这种建议。我希望今后的驻华大使也能够倾听当地的声音。
记者：中日关系起起伏伏，现在似乎在好转。您认为两国间的真正问题在哪里？
丹羽：这个好转的迹象主要是来自中方的姿态。毫无疑义的是，中国政府已经牢牢地掌握了政权，所以可以从长远的战略目标来应对日中关系。它也做出了各种努力，从战略的角度来一步一步地考虑这个问题。现在的问题是，中国政府已经做出了一个表态，那么，日本政府如何应对这个表态？日本需要做出回应。
中国政府现在比较巧妙地应对日中关系。这有两个背景：一是今年夏天美国总统奥巴马邀请习近平访美；另外是9月3日中国将举办纪念抗日战争的活动，邀请亚洲各国的首脑参加这个活动。中国正更加自信地来应对日中关系。
记者：过去中日关系即使恶化，经济往来还能保持，是所谓的“政冷经热”。最近的这次关系转恶两国的经济关系却受到了很大的影响。而在这种情况下，伊藤忠商事联合泰国的正大出资中国中信，是日本企业最大规模入资中国企业。这意味着开启中日经济合作的新阶段吗？
丹羽：现在中国需要民间资本进一步发挥作用，需要引进竞争机制，进一步取得发展。所以，可以说中国经济走到了一个转折点。一直以来（在中国）国有经济占有过高的比重，需要改变这种状况。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经济需要民间的力量，也需要日本经济的各种经营知识。这是一个大的潮流。这次伊藤忠商事和泰国正大集团投资中国的国有企业，是顺应了中国政策变化的潮流。
现在中国和欧美国家正在进行各种合作，包括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现在一些欧洲国家已经答应参加亚投行，但是美国和日本还在犹豫。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作用不可忽视。而且，以亚洲为中心的发展前景来看，理所当然要参加亚投行。
从日中关系的未来来看，我认为日中关系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是在2020年到2030年间中国可能会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在这样的情况下，面临着制定各种规则的重大问题。对中国来说，一方面要符合中国的需要，符合中国政策的转变；另一方面，中国应该学习国际上的竞争规则、价值观、进一步理解价值标准。中日两国关系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在这方面的合作。这其中包括在自由贸易区、投资甚至是TPP方面的合作。
中国对外贸易的53%是在亚洲国家，日本的外贸也差不多是同样的结构。今年年底要成立亚洲经济共同体，这是一个庞大的市场。面临这样一个市场，日中两国需要紧密合作，需要共同制定国际规则。
记者：今年世界要迎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70周年。非常遗憾的是，在东亚这个战争的阴影像是一颗定时炸弹，时不时会破坏日本与中国和韩国等的关系。您怎么看这个历史问题？
丹羽：关于历史问题以及如何来处理历史问题，已经有各种议论。我认为对于日中关系来说，最重要的是日中两国必须要做出改善关系的姿态。两国虽然未必将对方视为敌对，但是却互相刺激，总是将对方以最坏来设想，以这种设想来调整对对方的政策。不应该以这种姿态来处理日中关系。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时代，两人提出要避免纷争来共同发展。日本和中国应该回到这种思路上来考虑日中关系。应该更加热心地、更加有热情地来处理日中关系。历史问题是日中之间大问题中的一个问题，而并不是它的全部问题。最关键的是需要有改善日中关系的姿态。
记者：各种调查都在显示中日国民对对方的好感度在下降。但是最近中国游客对日本的兴趣越来越大，当然日本人去中国的还是很少。您认为中日民间应该有一种怎样的健康交流？
丹羽：现在中国游客大量来日本，主要是因为汇率的变化，也就是日元贬值。现在中国游客用同样的钱可以升值30%左右。日元贬值后来日本旅游的游客大幅增加。应该看到，过去的各种社会调查显示，中国只有2%或3%的人来过日本或者是认识的人接触过日本人，或者是知道日本的一些事情；而日本大约有20%的人对中国有所了解。也就是说，日中两国加起来也就是两、三千万人跟对方有直接的交流。因此，日中之间需要进一步加深民间的交流，包括放宽对签证的限制，利用各种机会尽量拓宽中日交流的渠道。在这方面日中两国政府应该进一步调整政策，这样自然而然地在他们中形成友好的趋势。日中需要在大部分的中国人和日本人之间有一个良好的关系。日中媒体和政府的作用非常大，需要努力发挥作用，而不是煽动双方之间的不满情绪。
日中民间交流包括青少年间的交流、官员之间的交流和相互间提供的援助。希望日中尽量邀请对方国家的相关人员来自己国家。我撰写了很多关于中日间的书籍，我将这些书的所有版税用来设立了奖学金，资助来日本学习的中国留学生。
关于两国国民好感度的调查有一个情况，就是如果双方有3、4成的人对对方有好感的话，马上就会蔓延到整个人口。也就是说，现在日中之间相互好感度非常低，彼此很冷淡。但是现在有约１０％的人对对方有好感。一旦这个好感度提高到40%左右，它马上就会上升到90%。所以，我希望到本届中国领导班子任期结束的时候日中两国会有九成的国民对对方有好感。 那样就最好了。
大部分接触了中国人的日本人会有一种感觉：与欧美人相比，亚洲各国的人，特别是中国人，比较沉稳，比较易于交往。从长远来看，与欧美各国相比，中日关系更有长远发展的前景。
记者：安倍首相从2012年12月上任以来将外交的重心放在了日美关系，在改善日中、日韩关系上似乎没有什么措施。您如何评价安倍首相的外交政策？
丹羽：安倍政府对此届中国政府一直有一种猜疑，而中国政府也猜疑安倍政府是否走军国主义的道路。这种相互猜疑造成了相互不信任。首脑之间的信赖关系是改善中日关系的关键所在。在首脑之间建立起信赖关系很快就会波及到中日关系的整体。从中日韩三国的国家关系来讲，首脑之间的热情、对改善关系的诚意和热情是最为至关重要的。
记者：中日两边都有专家认为可以管控中日出现危机的渠道越来越少了。您认为两国应该怎样来管控严重问题出现？
丹羽：确实如此。现在中国去美国留学的学生很多。以10年为单位培养留学生，那么中美间建立了很强大的交流渠道。而理解日本的（中国）留学生相对来说少了。留学生之间的交换和官员之间的交换是很有必要的。这需要以10年为单位来做这个工作。经过不屑地努力才能培养出相互了解的人。
记者：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关注着安倍政府修改宪法的举动，认为日本在扩充军力。您怎么看修改日本宪法？
丹羽：对日本有这种担心的不只是中国，整个世界都有，包括日本国内也有这种担心的情绪。日本国民绝对不会允许日本再次成为军国主义国家。日本是一个立宪主义的国家，立宪主义有三大原则，即国民主权、民主主义和和平主义。无论如何要修宪改变日本的立宪主义的三大原则是很难实现的。从日本的各种社会调查也能看到，日本舆论对于修改宪法的抵制情绪是非常强烈的。日本并不是一个独裁的国家，普通老百姓的声音是不能被忽视的。当然，现在有一种政治倾向是违背国民的心情要修改宪法。这种令人担心的因素是一直存在的。但是，我认为最终是不可能修改宪法违背和平主义道路的。
记者：退休后您还会经常去中国吗？在您去过的地方中哪些给您留下很深的印象？
丹羽：担任大使期间在中国走过的地方很多，其中最感兴趣的是少数民族地区，特别是新疆和西藏。我对汉族如何融入少数民族人中很有兴趣。中国政府对各少数民族提供了各种体谅的优惠政策。从大使任上退下来之后去过一次中国，今年打算再去一次。
记者：如果日本政府再任命您去做大使，您还会接受吗？
丹羽：不会再接受了。一方面是年龄的原因，应该交给年轻人去做。但是我可以提供帮助、协助。需要改善中日关系，这是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中日两国的老百姓会为了共同的话题而流泪或者是感动。与欧美人相比，中日国民之间在文化上更有共通之处。我经常提到、引用孔子和孟子的话。中国与欧美国家相比不仅是地理位置更加相近，而且在文化上更容易交流。中日的地理间隔非常近，如果游泳的话都可以游过去。
（编辑：刘梦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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