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日报网12月16日电（远达）新加坡自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起的经济起飞创造了经济奇迹，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过去10年里的大部分时间里，新加坡经济一直保持着平均5%至7%的增长率，这帮助它将自己打造为了一个熠熠生辉的金融中心，正在追赶瑞士、试图成为全球第一大财富管理中心。新加坡是亚洲最大的外汇和大宗商品交易中心。但《金融时报》杰里米•格兰特12月16日报道称，如今整个新加坡社会弥漫着一种不安感，其发展模式也面临诸多考验。
较低的公司税率（平均17%）吸引着外国投资，令其成为东南亚各个增长迅速的经济体无可辩驳的商业中心。从花旗银行和渣打银行办事处的顶层可以看到，一条狭窄的海峡将新加坡与印尼分开，海峡里停泊的船只数量证明了新加坡全球最大燃料补给港的地位。在这里，腐败几乎闻所未闻，犯罪率极低，以至于人们很少在街上看到穿制服的警察。
然而，明年即将迎来独立50周年的新加坡，眼下弥漫着一种不安感。新加坡建设国家的模式基于三点：吸引外资、通过人口稳步增长推动经济扩张、以及家长制控制。这一模式无法确保经济奇迹继续下去。“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转折点，要换挡、要变速，”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表示，“（我们）现在是成功的、繁荣的，（但）并非没有问题，这些问题是我们不得不解决的。”
这些问题呈不断增加的趋势，这与新加坡人口数量的变化趋势恰好相反。由于出生率不断下滑，新加坡不得不依赖外国移民来让经济保持正轨，例如在新加坡驾驶公交车或在建筑工地工作的中国内地人。这给交通基础设施带来压力，并引起新加坡一些普通民众的不满。
新加坡已成为一个低税率的金融中心，而收入不平等也随之加剧。研究机构Wealth-X估计，在新加坡的每100万人中，就有255人的资产（包括房产和企业持股）达到3000万美元或更高，超过平均水平的8倍。这对新加坡的影响之一是，吸引了不少豪车制造商前来，包括玛莎拉蒂、兰博基尼和迈凯轮，迈凯轮前年开设了其在新加坡的首个展厅。
与此同时，新加坡管理大学Lien社会创新中心最近的一项研究估计，10%至14%的新加坡常住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贫困线标准是一个4口之家月收入在1250新元（合962美元）或以下。这些数据凸显出一个紧迫的事关生存的难题：这个过去半个世纪一直致力于国家发展的岛国，能否实现转型，成功解决身为全球性城市所面临的难题？
新加坡最大银行星展银行首席执行官高博德(Piyush Gupta)表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新加坡仍在经历一种身份危机。新加坡是否真正希望接受全球性城市的身份？”他补充称，“对于伦敦和纽约而言，过去几十年来，这个问题一直有明确的答案。就新加坡而言，这还说不准，因为成为一个全球性城市有利有弊。如果你选择不想成为一个全球性城市，那么你希望追求的经济和增长模式就要面临质疑了。”
除了日益上升的生活成本以及不断拉大的收入差距，很多新加坡人认为，他们正与执政党人民行动党营造的国家认同理念渐行渐远。
新加坡作家素提•托马斯•瓦达凯斯表示，全球化、低生育率、加上移民占总人口比例高企，“从根本上瓦解了我们的前辈试图构建的新加坡人身份认同的核心内涵”。
新加坡政府一直在想方设法培养公民对新加坡人身份的“核心”认同感。部长们辩称，辩论增多增进了认同感，而不是侵蚀了它。新加坡教育部长、负责独立庆典的王瑞杰表示：“构建多文化、多宗教和多种族社会的理念变得更为深入，共同的身份认同感以及同呼吸共命运的感觉变得更为强烈。”
他指出，近三分之一的中小学和大学学生会花一些时间到海外做交换生，其中很多有政府的资助。52岁的王瑞杰说，他做学生时很少有这种机会。
李显龙承认存在收入差距。去年，他表示：“并非人人都是罗纳尔多，因此政府必须增加干预，让我们的社会保持公平和公正”。这包括加强社会保障网络，新加坡政府针对老年人福利的拨款有近80亿新元。
新加坡政府还启动了经济重组，旨在提高生产率并减轻对外国人的依赖。根据瑞信的数据，新加坡的生产率水平约为美国的70%，远远落后于台湾和澳大利亚，但略高于英国。
然而，正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10月的一份报告中所言，目前还不清楚这项战略效果如何。“作为目前经济重组计划的一部分，外国劳动者的流入将进一步放缓，这可能会拉低新加坡经济的潜在增速并削弱其竞争力，”报告警告称，“让生产率改善成为现实可能需要一段时日。”
负责吸引投资的新加坡经济发展局表示，李显龙提出的“转折点……既在于寻找新的令人兴奋的机遇，也在于重组经济”。
新加坡已成功在存储技术等领域提升价值链，新加坡声称该国占硬盘驱动器产量的40%。该国还投资于高等教育，确保能源源不断地为美国工程企业艾默生这样的外国企业提供高技能员工。
艾默生首席运营官埃德•蒙齐尔表示：“他们确实在持续自我改造，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继续在这里投资的原因，因为我们看到大学和技术学院培养出了我们需要的人才。”
跨国企业继续选择将其区域总部设在新加坡。今年，总部位于美国的农业企业阿彻丹尼尔斯米德兰将其区域总部迁出中国，通用电气也将其大部分非中国国际业务撤离上海。
所有这些都突显出新加坡作为东南亚中心的重要性在增强，而位于新加坡以北的竞争对手——香港——的命运，则与中国内地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然而，由于没有自己的经济腹地，新加坡下一阶段的增长很大程度上可能不得不进一步依靠金融服务来推动。金融服务业占新加坡GDP的11%左右，而香港的这个比例为15%。
据IMF称，新加坡金融业的生产率高于其他任何一个金融中心，但星展银行的高博德认为，金融业产出占GDP的比例必须提高，或许得升至20%。新加坡成为了人民币离岸中心是个有利因素。他表示，新加坡属于英美法系，这一点甚至更为重要。
他表示：“一个好的金融中心不仅仅在于（金融）流动的聚合，还在于法治。在这种背景下，亚洲其他多数金融中心备选地点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新加坡确实具备这方面的优势。”新加坡计划在明年初开设一个国际商业法庭，将允许外国法官担任法官。这将是让新加坡成为亚洲一流商业仲裁中心的最后一步。
然而，一位资深银行人士称，新加坡将不可避免地为扩大金融服务业规模付出代价，这代价就是“银行人士会增多，路上的迈凯轮汽车也会变多，社会问题也来了”。今年早些时候，英国理财经理安东•凯西在Facebook上发帖称，从汽车修理店取回他的保时捷后，他很欣慰终于能够“洗掉身上因乘坐公共交通留下的臭味”了。此言引发众怒，他不得不向公众致歉。
此类敏感问题考验着人民行动党，2011年大选后，民众对移民涌入的不满已然让该党尝到苦头。尽管该党赢得了略高于60%的选票，但失去了6个国会议席，这是自1965年以来的最糟糕结果。人民行动党期待下一届大选时取得更好的成绩——预计下届大选将在明年或2016年举行。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院长马凯硕表示：“过去，你可能非常确信，人民行动党将赢得一届又一届大选，如今，政治上头一回出现了某种程度的不确定性。”
嘈杂的社交媒体的兴起也让人民行动党疲于应对。社交媒体在倾向于政府的传统媒体之外提供了另一个颇受民众欢迎的平台，博主们在上面公开批评政府政策。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助理院长刘浩典表示：“新加坡政策制定者过去所处的迄今纯净的‘政策实验室’，现在正受到更挑剔且更多疑的公众的监督。”他是《艰难抉择：挑战新加坡共识》(Hard Choices: Challenging the Singapore Consensus)一书的第一作者。
几乎无人相信，人民行动党在下届大选时将落得不得不与反对党分享权力的下场。但马凯硕表示：“再往后呢？你无法预测。但我敢肯定，人民行动党必须继续自我改造。
“因为，如果你在这么长的时间里一直保持成功，就像任何一家企业那样，你肯定希望坚持自己经过反复检验的模式，接着突然之间你不得不在保持了50年的成功后改变这一模式，这并非易事。”
（编辑：王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