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500强的CEO来了1/4，还有十多个经济体的领导人发表演讲或是与商界领袖对话——为期两天的2014年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不仅聚集了多位商界大佬，而且政星闪耀。
每次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前的工商领导人峰会，已成为各经济体领导人与工商界开展对话的重要平台，也是亚太地区最有影响力的工商界活动。APEC会议的本意就是促进经济体成员在贸易、投资领域的一体化进展，与企业的命运息息相关，各经济体的企业家们也希望借机表达自己的诉求。
此次北京APEC会议的工商领导人峰会，在11月9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演讲中拉开了帷幕。他提到的“亚太梦”、“中国经济新常态的特点和机遇”，成为随后CEO与政要互动交流时频繁出现的关键词。
联想集团董事长杨元庆注意到，习近平主席提出要采取更加有效的措施把创新的引擎全速发动起来，更多地支持创新型企业。作为一家科技型企业的负责人，杨元庆对创新的重要性认识深刻，他甚至在一个演讲环节，热烈地称赞了中国另一个科技型企业阿里巴巴所表现出的创新能力。
杨元庆说，尽管阿里巴巴集团不是全球第一家做电子商务的企业，但凭着对商业模式的创新，让这家企业成为美国纽交所IPO规模最大的企业。阿里巴巴的创新也在激励着其他科技型企业，创新不仅有产品的创新，更有商业模式的创新。
作为一家脱胎于国家级科研院所企业的负责人，杨元庆甚至还提到社会也要反思，是不是还要向过去那样，国家支持的很多科研项目，虽然得了奖，却因为不接地气、找不到客户的需求，最后被束之高阁。特别是在互联网时代，政府应该成为规则的制定者，把创新的主体让给企业，让企业去根据用户的需求进行创新。
企业家们都愿意谈政商关系，特别是谈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在哪里。不少企业家还注意到，习近平在演讲中提出，市场活力来自于人，特别是来自于企业家，来自于企业家精神。激发市场活力，就是要把该放的权放到位，该营造的环境营造好，该制定的规则制定好，让企业家有用武之地。
美国前贸易代表、美亚博律师事务所战略顾问苏珊·施瓦布认为，政府确实没必要成为创新主体。政府对创新最重要的支持是，在全社会构建一个有利于创新的生态系统，特别是要通过制定政策鼓励中小企业的创新，让有创新动力的中小企业都能成功。另一方面政府需要做的还有加强监管，包括对知识产权的保护等等。
“政府最重要的事不是去投资，而是创造环境。”施瓦布说。
全球物流公司UPS首席执行官大卫·艾博尼则认为，在网络购物和物流业发展越来越迅速的当下，政府应该与时俱进，制定有利于这些行业发展的规则。比如说，在有的地区，海关通过的效率还很慢、网络经济的发展还有很多制度性的障碍，导致物流业的成本居高不下，影响了行业的发展。政府要多听取新兴行业的意见，减少各环节的壁垒。
加拿大商会会长兼首席执行官佩兰·比提说，他们的调查表明，APEC地区的投资还是在不断增长的，所以企业家们对这一地区的经济增长是有信心的，但大家也期待各经济体的领导人切实承担起各自的责任，为企业的发展提供更好的环境。在一些经济体内部已经有了商界和领导人对话的机制平台，让领导人知道商界需要什么，也希望APEC各经济体的领导人能切实为企业家们解决问题。
比提还注意到，习近平提到政府要从管理者转向服务者，为企业服务，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他希望，这能成为更多经济体领导人的共识。
有意思的是，比提也提到阿里巴巴集团，他说，就在11月8日，他还会见了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和马云一起讨论如何促进中国的中产阶级壮大。他们都一致认为，要扩大中国中产阶级的群体就得做大中国国内消费，提升服务业在中国经济结构中的比重。
比提认为，他和马云等企业家产生共识的是，中国要调整经济增长方式，其实就是习近平在演讲中提到的“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内容之一。他记得习近平给出的一组数据是，今年前3个季度，中国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48.5%，超过了投资。服务业增加值占比46.7%，继续超过第二产业。
这组数字也被普华永道全球主席戴瑞礼注意到。他也有一组数据来证明中国经济的变化，他说，今年6～8月，普华永道曾经对在APEC经济体开展业务的635位企业家进行调研，他们共同的认识是，尽管中国经济增长放缓，但并不认为中国市场失去了魅力。这些受访者对其现有产品和服务在中国市场的发展比在国际其他市场更为乐观。
戴瑞礼特别强调，外商投资者对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评价是正面的。大部分企业对中国经济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服务业方面，希望政府能加大对金融、技术等领域的支持。
在戴瑞礼看来，不只是中国，整个亚太地区的投资环境已经发生很大变化，崛起的中等收入消费者群体对企业和政府的服务都会有新的要求。(本报记者刘世昕 陈婧)
（编辑：刘梦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