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日报网北京9月9日电（小唐） 今年是邓小平诞辰110周年，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陆续展开。9月7日下午，用十年撰写《邓小平时代》一书的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在京参加察哈尔学会圆桌对话会，会上的另一位对话嘉宾是中国公共外交协会研究部主任姚遥。对话会上亮点多多，傅高义对中美关系的未来持乐观看法，判断两国关系未来冲突不会太大。下面是对话会上的精彩部分摘选。
对中美关系的未来持乐观看法
傅高义首先谈及了中美关系。他说：“当然在美国会有不同的声音，但是主流还是和平与发展。”同时傅高义还肯定了美国企业对中美关系的促进作用。他说：“中美关系在我们议会里讨论的很多，因为美国的企业在中国赚了很多钱，比较满意，所以他们对议会的影响比较好，从中美关系好的角度，我认为美国企业的作用在最近20年是好的，影响非常好，因为他们支持议会、要求议会跟中国处好关系。我认为在美国的政治里面，美国商人的影响，对继续搞好关系，他们的作用是非常好的。”
对于中美关系的未来发展，傅高义说他个人是比较乐观的，“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有20万以上，也了解美国，跟美国接触比较多。现在北京跟华盛顿讨论的问题非常多，每个礼拜有一些交流”。他还说：“我想中国的领导人跟美国的领导人都是想积极交流的，很重视共同的利益……习近平访问以后，现在军队互相的谈判、互相的讨论比以前多了，有所好转。我个人认为好多问题冲突不会太大了，如果领导人继续按照现在的做法，我个人是比较乐观的，希望两个国家非常顺利地解决问题。”
老百姓对邓小平是肯定的
提问：因为你这次到访正值邓小平诞辰110周年，您如何看待中国人今天的热情？《邓小平时代》的译者冯先生说，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还生活在邓的时代。您对这个观点如何评价？
傅高义：我现在感觉老百姓对邓小平基本是肯定的，改革开放，特别是关于高考、平反干部的工作，也包括市场经济，是基本肯定的。但是我的感觉，左派一些人是批评他的，觉得他做的市场经济出现的腐败问题太多了，有一些人先富起来给他们太多的自由，“土豪”出现得太多了，应该多控制，所以批评他。
我没有详细看邓小平的电视剧，看了一点点，我觉得那个作用基本是好的，因为79年以后考进大学的人了解那个时代，但是年轻人，40岁以下的人不太了解邓小平时代，不知道他做了这么多事情。所以我认为纪念邓小平110周年的一个好处，第一是让40岁以上的人了解他的贡献、功劳，第二是继续推动改革开放的精神。
会上的另一位对话嘉宾是中国公共外交协会研究部主任姚遥。（主办方供图）
这本书主要是给西方读者看的
提问：教授您好，我想问您一个问题，这本书出来之后，听说有译者说这样的书又被一个外国人来写了，好像有点儿那种感觉，为什么不是一个中国人？您觉得为什么中国学者至今没有写出这么有影响力的书来？比如说您未来有没有可能写出这样的书？
傅高义：我认为作为一个外国人的好处，是很多见过邓小平的人我可以跟他们接触，作为外国人比较容易。
第二，我认为外国人说话什么都不怕。
第三，我可以花10年的工夫来写，那是很难的机会。很多中国学者，一方面教书，一方面写文章，为了赚钱写文章、做一些活动，为了自己的生活。但是我10年不要做别的，我退休的收入已经够了，什么都不要，别的事情都不要做，我可以专门去做。
第四，很多中国朋友给我很大的帮助，比如访问过很多大学的朋友，包括江泽民，让我跟他见面，那的确是不容易，很多中国人没有这么个机会，可以说是哈佛大学教授的特权，我充分利用这个特权。就这么多，谢谢！
主持人：刚才傅教授回答了外国人为什么能写出来，现在姚遥回答为什么中国人写不出来。
姚遥：我想不是中国人写不出来，他给我这个书写得题目非常好“庐山内外观庐山”，答案就在诗之中“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外国学者从外部来看可能会有更全面、更有特色的观点。更重要的一个观点，傅教授的这本书主要是给西方读者看的。因为我从事公共外交工作，所以接待很多外国朋友，今年重点是拉美，今年接待了十几位拉美的前总统，我问他们看过的关于中国的书是什么，他们都说是《邓小平时代》，有一位玻利维亚的前总统说看了两遍，很不容易。
中国人写书会受到一些限制，时间离得太近了评价很难客观。我觉得写这本书前30年比后30年写得好，因为史料公布得比较多，另外物事人非，可以尽情说。我认为未来中国人会写出不逊于您的作品，但是要等待一些时间。
对话会上的气氛很热烈（主办方供图）
邓小平80年代引进很多日本电影
提问：现在中国有好多学者对中日关系的未来不太清楚，觉得是一头雾水，不知道中日关系未来发展成什么样。您对中日关系怎样的判断？
傅高义：中日关系的未来。我不是算命的人，我也写了一些，我在日本说的话跟在中国说的话是完全一样的。我想不要说太刺激的话，我认为安倍不应该去靖国神社，这类事情应该避免。
我认为将来日本要做的工作是对二战的历史向年轻人解释多一点。我从58年以后每年去日本，有时候长，有时候短，因为我会日语，在日本跑来跑去，我认为他们对二战都是否定的，包括安倍也没有说二战是好事，他说的是为了国家牺牲的人，不能否定，很多人为了国家死，虽然世界大战不好，做了很多坏事。但是日本一般的老百姓，特别是年轻人不太了解二战做了那么多坏事，所以我觉得他们应该把自己的历史对自己的老百姓坦白一点。
但是在中国，不仅是上网的问题，包括电视台，二战的电影非常多，日本是敌人。邓小平80年代引进很多日本的电影，表示日本普通老百姓家庭生活的影片，我没有自己详细研究过，但是我的印象是在中国看得不多，看得多是在二战时期的，还有对日本的新闻不是肯定的，我认为不太客观。我希望几年之内两个国家应该互相了解历史，邓小平在80年代做得很不错，两国相互了解。日本人应该更积极承认自己在二战做的坏事，应该说得多一点。希望两个国家搞好关系。
嘉宾简介
傅高义（Ezra F. Vogel），美国哈佛大学教授，1973年接替美国汉学翘楚费正清(John K. Fairbank)教授，成为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第二任主任。同时精通中文和日文，被公认为是对中国和日本问题都有深入研究的美国权威学者。撰有《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领先一步：改革开放的广东》等专著，2012年3月，新著《邓小平时代》击败基辛格的《论中国》，获得莱昂内尔·盖尔伯优秀图书奖。傅高义教授长期对华友好，1997年11月，策划并主持了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在哈佛大学的演讲会。2013年3月，在上海被授予“世界中国学贡献奖”。
姚遥，中国公共外交协会研究部主任，外交学院国家软实力研究中心主任、副教授。北京大学法学、经济学双学士，清华大学大众传播学硕士，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中美富布赖特项目”联合培养博士，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博士后。师从中国前外长李肇星教授、软实力理论提出者约瑟夫·奈（Joseph S. Nye）教授，长期研究中美关系、公共外交、国家软实力等政策课题。撰有《新中国对外宣传史——建构现代中国的国际话语权》等专著，正在撰写《外交软实力——中国公共外交的新使命》等新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