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近的短短几天里， 我赶上了三个有趣的故事，还都发生在欧洲的餐馆里。
头一件，故事发生在布鲁塞尔中央火车站附近一家别致的酒馆里。那是一个傍晚，我的车就停在附近，但恰巧口袋中就没剩下足额硬币够我买上张停车票。于是，我就拿上了我那张10元钞票，随便谁能图个方便给换些个零钱。 酒馆服务员把我这小小的请求给拒回了，尽管我问了他好些次。我又买了瓶水，但求找下的零钱够我付两小时停车费就好，这样我的采访也就能顺利完成了。
让我颇为惊讶的是服务员找了7欧给我，还包括了一张5块钱的纸钞。内心真有些火，但我还是故作淡定了。我盯着挂在他围裙上的零钱包，又问了他一次，能不能给我硬币别纸票了。我又自讨了回闭门羹。不同的是，这次他还“提醒”我：银行就在附近。我，当然有些生气地走开了。
第二回，是在德国风景名胜区。那是一个星期天下午，差不多3点多，我们精疲力竭地来到一家餐馆，餐馆的员工们正在为他们的账务清算埋头苦干着。
当他们发现我们是来投靠点餐的，指了指大门口，告知我们用餐时间就到下午两点半，现在已经过了。我们立即保证不点餐就要点喝的。他们还是不留情面地摇了摇头，嘟哝着：“不行，不行，不行。”就这样，我们一无所获，不得不离开。但走出餐馆的刹那，心中实在是不解，纳闷：为什么他们就有钱不赚呢？
第三个故事是上个月在伦敦桥那块儿。我伦敦的同事们和我打算在一家日本餐厅吃顿工作午餐。我们比规定开门时间早到了10分钟，那还是个湿漉漉的雨天。餐厅里，服务员们明明已整装待发，安静地准备接待食客。
外边还在下雨，于是我们就敲了敲门，想他们能让我们进餐馆里去。可再一次，服务员们指了指大门口的时刻表，让我们等到12点正点开门，才能进。
就在2010年10月亚欧领导人在布鲁塞尔会面前的2个月，我开始了我在这儿的工作。在过去的两年里，那些遭遇文化冲击的时刻仍历历在目。
中国文化里，去商店或者餐馆换个钱都是极其寻常的，不用非得去银行排上个队才能换到零钱。就算营业时间过了，只要餐馆还没打烊还有人在，点上些喝的也都是很轻而易举的。
在采访过程中，每次谈起他们在中国经历的文化冲击的故事，很多欧洲人（非政客）都常说：“我不是来教中国人的。”我也不是来教欧洲服务员该怎么做的，只是那回在布鲁塞尔的酒馆里，我真的有些恼了。
然而，我的这些因文化差异而起的不愉快遭遇提醒我给正在老挝会晤的亚欧领导人捎个信。
某种程度上，我想我遭遇的这些被动反应都源于现行于欧洲的一种“太过”的劳工保护。这里的劳工得到的不是固定工资就是按小时计酬。这样的系统缺少一种变通性，也少了那种能激励人们多劳动或发挥他们创意吸引顾客的动力。
与此同时，欧洲还在债务危机中艰难挣扎着，失业率不断上升。在这样的福利体系下，一些失业者根本就不渴望找工作。结果是，僵化的劳动力市场也成了今日欧洲经济停滞不前的一个原因。
相反，在大多数亚洲国家（不包括亚洲四小龙），劳工保护和福利制度仍处于一个刚起步的状态。在实践中，许多企业（及餐馆）都倾向于延长工作时间并设计激励机制，以此来帮助业主赚取更多利益。在大多数情况下，劳工的工资仍然很低。
所以，我想捎的信是，欧洲人和亚洲人聚在一块时，还是有交集的 。言下之意，亚洲人(包括中国)应该更多学习欧洲的社会福利制度；而欧洲人，面对眼下的老龄化社会，也应该学习亚洲提高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
（作者：中国日报 付敬 翻译: 刘佳 编辑：陈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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