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非理性繁荣》的第一版中，他成功地预言了股市的下跌，并对解读投机性泡沫的产生和持续进行了严谨而有益的尝试。由于不确定性的存在，博彩公司也加入到预测的行列中来，比如英国位列富时250指数的立博公司(Ladbrokes)就为最具获奖可能性的以色列经济学家埃尔赫南·赫尔普曼(El-hanan)和普林斯顿大学的吉恩·格罗斯曼(Gene)开出了1赔5的赔率。埃尔赫南·赫尔普曼是新贸易理论和新增长理论的重要奠基者，尤为关注不完全竞争和经济规模。在政治经济学领域中主要研究游说团体和政客对贸易政策的影响。格罗斯曼关注国际贸易理论，特别是贸易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以及贸易政策相关的政治经济学部分。两人在一起著书立说，1991年合著《全球经济的革新与增长》，2001年合著《特殊利益政治》。
《华尔街日报》上还提到了其他可能获奖的人选：如让·梯若尔(Jean)，法国工业经济研究所的专家，致力于双边市场的研究，以及来自耶鲁大学在环境经济学上颇有建树的威廉·诺德豪斯。对评奖标准的关注与思考每年都有100名候选人获得提名，不过提名名单都有长达半个世纪的保密期，究竟哪一家的预测最为权威并不容易判断。那么获奖标准又是怎样的？这就有必要先来回顾一过去获奖的经济学科相关领域：首先是早期对一般均衡理论的广泛的认知，并且成为了现代经济学分析的理论基础。
宏观经济学把国民经济行为划分为私人消费、投资、进出口和政府消费支出，在不同部门之间解释了经济的运转。微观经济学则牵涉到个人消费和公司的经济决定，涉及经济部门中的资源应该如何更好地分配。跨学科研究也得到了关注，比如经济与法律、历史还有社会学等的交叉研究。同时，诺贝尔奖对经济分析的新方法也给予了肯定，博弈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然单纯依据获奖的经济学科分类来判断经济学的研究历程也是武断的，经济学也在向多维发展。诺贝尔经济学奖目前显现了如下规律：在经济分析方面侧重演绎法而非归纳法；更偏爱定量分析方法，包括系统的统计测试或估计的重要性等。要达到这个标准并非易事，需要经过长时间的怀疑、论证和检验。通常我们的分析都是来自于过去的数据整理，因为世殊时异，经验的模型未必稳定可靠，新的研究结果可能仅在特殊情况下才会成立，或者有待实践数据的支撑。1976年获奖的弗里德曼的经历就可以说明这个问题。他被看成是货币主义经济理论的宗师。货币主义学说视货币供给为决定国民生产总值最重要的因素，美联储的货币宽松政策也可以看做是相关理论的现实版注脚。那么诺贝尔奖是否会引领经济学领域的最新研究动向呢？答案是“没有”。
“诺贝尔评审委员会在颁奖时考虑的经济学研究时间跨度很广。只能说颁奖会唤醒对相关领域的再次验证的热情，但不能说是对相关领域带来了新的启发。”李铁岗说。按照诺贝尔当年的遗嘱，他设立诺奖的目的，是旨在奖励那些在相应领域“对人类做出最大贡献的人”。在当代中国的经济成就有目共睹的时刻，我们是否具备产生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条件了呢？李铁岗认为：“现在诺贝尔奖关注的是西方经济学，从这一点上来看，我们的研究历史和现实差异巨大。目前国内更侧重于对当下现实问题的分析与探讨，对应用性的学科有着更多的关注，而少有纯理论研究者进行数十年如一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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