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效专业，情报为王，实现应急处置资源的效益最大化
应对恐怖主义，情报为王，“情报比导弹更重要”。西方国家普遍运用“先发制人打击”的反恐战略。
“9·11”事件后，美国大力改革反恐情报体制，强化反恐情报分析，突出以反恐为中心的情报保障工作，增加对反恐情报工作的经费投入，实现情报和国土安全信息的资源共享，将反恐情报工作由保障性的辅助能力上升为国家的核心能力。美国先后出台《爱国者法案》《情报改革和防范恐怖主义法案》等多部情报法案，奠定反恐情报工作的法律基础；组建总统外国情报顾问委员会，加强反恐情报工作的组织领导；增加情报预算、更新技术装备、加快培养稀缺语言人才，提高反恐情报的搜集与分析能力；强化反恐情报信息的跨部门协调，突出资源共享；成立国家反恐中心、国家秘密行动部、公开来源中心、国家反扩散中心，强化反恐情报工作的合作；加强“全源情报”分析、提高“可行动情报”产品的比重，强化反恐情报分析，为美国政府提供预警和决策参考；强化对美军反恐战争提供“全天候存在”的情报直接支援能力；设置反恐国际情报交流合作中心，建立国际反恐情报联盟。
马德里“3·11”地铁系列爆炸恐怖袭击后，欧盟决定在联合情报中心下设反恐分部，全天候监控和评估世界各地的事件和情报，以增强在反恐中的威胁信息分析与早期预警能力。
在应对暴恐袭击突发事件方面，西方国家均强调高效、专业。为避免贻误战机，避免多头指挥、接力指挥，甚至指挥缺位，坚持决策与指挥分工负责原则，减少指挥层次，统一现场专业指挥权。决策层不具体指挥战术实施，各参战单位绝对服从现场指挥官。在波士顿马拉松暴恐袭击事件应急处置中，现场指挥官由联邦调查局波士顿分局局长担任。尽管总统奥巴马、国土安全部部长、司法部长、联邦调查局局长、马萨诸塞州州长等高官都参与了事件处置，但他们只是在职责范围内调动资源提供支持，而不代替或干扰他做出专业战术部署，从而保证了整个处置过程顺畅有序。
此外，西方国家基本上建立了一支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反恐专业部队。例如，美国的陆军三角洲突击队、空军特种部队、海军海陆空小队以及联邦调查局、中央情报局等建立的专门反恐机构和反恐突击队，德国的边防警察第九大队，法国的宪兵干预队，英国的陆军第22特别空勤团，俄罗斯的“阿尔法”小组，荷兰的皇家特种骑警队等。据统计，目前全球已有60%的国家成立了反恐突击队。
科技支撑，危机沟通，重视大数据和新媒体的运用
西方国家反暴恐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普遍加强科技反恐的力度，重视发挥地理信息系统、大数据等新兴信息技术的科技支撑作用。在互联网时代的大数据信息环境下，暴恐分子的一举一动，包括通话、交通、购物、交友、电邮、聊天记录、视频等，都会留下数据痕迹。
建立地理信息系统反恐数据库，进行“安全片区”反恐规划。这是以地理环境为平台建立的空间数据库，包括了某一地区或标志物潜在的安全隐患和风险评估等内容，利用遥感技术提取暴恐事件发生前后的影像特征，利用不同的数学模型模拟恐怖袭击或犯罪事件发生后其可能影响的范围，并在多因子叠加的基础上预测罪犯可能藏匿或者逃逸的路线，从而在最大程度上减少不必要的人力和物力的消耗。
此外，暴力恐怖袭击突发事件发生后，西方国家普遍重视利用媒体资源进行危机沟通，尤其注重发挥微博等新媒体作用。政府与媒体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既最大限度满足公众知情权，又利用媒体向社会传递正面信息，缓解公众紧张焦虑情绪。媒体是公众情绪的“风向标”，更是公众情绪的“稳定剂”“导航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