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经济学人》报道，在过去的十年中，西方安全机构十分成功地牵制了圣战恐怖分子。可以把这归因于勤奋、监控技术、金融资源、潜在恐怖分子的数量还能应付，以及通常存在的好运气。
间谍们挫败了多起复杂的阴谋，如2009年企图在大西洋中部击落客机的事件。他们已经源源不断地将一批批即将成为恐怖分子的人送上了法庭。有时候，孤独离群的人和不适应社会的人也成功地发动过恐怖袭击，如2013年波士顿马拉松比赛时的爆炸及伦敦街头英国士兵的被砍头事件。但是如果不是上周巴黎发生的恐怖谋杀事件，大多数人仍然会轻视伊斯兰恐怖主义问题。而反恐正在变得越来越艰难，原因有三。
首先是因为一些阿拉伯国家的崩溃，特别是叙利亚无休止在的内战和崛起的“伊斯兰国”（IS）。本周，据欧洲刑警组织的负责人估计，多达5000名欧盟公民已经加入了圣战分子的队伍，他们中的许多人回到家后将成为难对付的“战士”。此外，占支配地位的IS已经成为基地组织的挑战。发动《查理周刊》谋杀案的兄弟俩似乎受命于也门恐怖分子分支网络，它受控于阿拉伯半岛上的基地组织，该组织以希望对西方的“远敌”开战而闻名。
其次是因为突击队式的袭击，如这次在巴黎的袭击，因容易计划而难以破坏。他们可能不会像炸毁一架飞机那样杀死很多人，但是却能通过瘫痪大城市中的正常生活、占据24小时的新闻频道而达到“行为宣传”的恐吓效应。
第三，西方情报人员说他们正在失去监控的技术优势，从而不能像之前那样更好地监控潜在恐怖分子之间的沟通与联系。科技公司都在努力竞争，通过复杂的、有时“默认”的加密技术为他们的顾客提供难以破坏的隐私保护服务。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和英国军情五处（MI5）的负责人都曾抱怨他们无法阻止嫌犯们的暗中操作——从监控雷达中消失。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承诺将通过立法让他的间谍们拥有进入英国电话和互联网服务的特殊权限。
自由与安全的再度抉择
以上提及的原因中的前两个都显示出西方各国政府的各种实际困难，但却没有涉及重大的原则问题。
要想阻止圣战分子进入叙利亚首先取决于邻国，特别是土耳其的态度，但这些国家要么不情愿，要么没有能力提供合作。对回归家庭的圣战分子实施去激进化教育是个好主意，但却只能在少数情况下奏效。一些国家，比如英国，允许居民再次入境，因为让人无国籍违反了国际法。突击式袭击或者独狼式攻击可能比一些更复杂的密谋更加难于预防，但是有良好的情报服务作保障，它们中的大部分已经遭到了挫败。
这就引发了问题，未来的情报机构是否能足够靠得住？因此也就引出了一个更加关乎意识形态层面的问题：如何平衡好自由与安全的关系。
硅谷和其他地方的自由主义者指出，间谍，尤其是美国间谍，有些不光彩的记录：做超出他们权限范围之外的事、撒谎以及收买监管者。另一方面，很明显，情报服务在科技公司的隐私保护军备竞赛中已经被抛之脑后。最近一次苹果公司高管和英国间谍首领之间的会议证明了两者之间的隔阂。
双方都应该尽快各退一步。科技公司必须接受这样一个事实：任何先前的联系方式——从对话到通信再到手机联系——都已经公开于某些形式的窃听：他们不能声称他们的领域是如此的不同和不受侵犯以至于危及其他人的性命，尤其是当需要被监控的人数已成千上万。更好的做法是现在同意某种形式的标准，而不是坐等下一个暗中策划的暴行得逞：如果能这样，未来的迪克•切尼（美国前副总统）们和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美国前国防部部长）们将制定规则。
自由应该出击而间谍应该退让的地方是在监管和正当程序方面。对个体的监管应该由独立的法官批准，而不是政治家。责任制要求重点监管以尽可能多地公开安全部门所做的事情。间谍需要能够完成监视，但是他们得保证自己使用所被给予权利的方式是适当和必要的。
（编辑：高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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