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解方案经两年交涉 基本内容已达共识
二战中国劳工长崎三岛受害者联谊会的负责人王洪杰告诉北青报记者,中国劳工最早在2013年3月就提出了谈判要求书,2014年1月和解谈判正式开始,当时谈判要求书中赔偿金额和现在讨论的和解方案基本一致。
此前根据日本共同社的报道,“和解”的主要内容为三菱公司表示“道歉”,并以基金方式向每名受害者支付10万元人民币,支付对象共计3765人。但该内容并未得到三菱公司方面的确认。
王洪杰表示,他并不否认之前媒体对和解内容的报道,但目前仍不能公布和解的具体内容。据他透露,和解内容除了赔偿金之外,还包括修建纪念碑,设立基金以支付调查费、筹建办公室、支付日后劳工赴日祭奠的费用等。
王洪杰说,联合声明中所说的“可以接受和解”并非是对日本提出的方案表示认同,和解是双方经过长时间交涉产生的。目前,和解的基本内容已经敲定,但双方在基金如何运营等问题上仍然没有达成共识。王洪杰告诉北青报记者,签署联合声明的团体所代表劳工有1500人左右,三菱公司战时掳掠的劳工有3765人,赔偿金究竟是全部赔付还是只向能够联系上的劳工及家属进行赔付,目前还在商议之中。
二战中国劳工联合会三菱分会:不接受不真诚的和解协议
二战中国劳工联合会三菱分会的委托律师、二战中国劳工对日索赔律师团团长康健女士昨日向北青报记者表示,二战中国劳工联合会三菱分会已于今年2月中止与三菱公司的谈判,从未承认接受和解。对于有媒体报道的她本人向其他劳工团体代表发信息表示中国劳工及其遗属需要齐心协力,推动三菱谢罪赔偿一事,康健女士表示这仅是她所发信息的部分内容,她原意是希望中国劳工能够团结起来对三菱施压,不能接受屈辱和解,“三菱方面的道歉是空洞的,没有诚意的。”
康女士向北青报记者发来的二战中国劳工联合会三菱分会的声明中表示,三菱公司的《基本和解协议》附件的谢罪文中,把奴役中国劳工表述为“使用者”,把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描述成“为今后日中两国友好发展做出贡献”,虽经交涉,但三菱公司方面未作出改变,所以该劳工团体中止和解谈判。康女士说,三菱公司和日本政府共同策划和实施了强掳中国劳工的事实是日本最高法院认定的,但三菱公司在“协议”中,把自己说成是被动接受政府掳来的劳工,而且赔偿本身就是公司的责任,说是为中日友好做贡献没有诚意。
去年,有数十名在京的劳工及其后人将三菱公司告上法庭,要求三菱公司道歉并且赔偿100万元人民币,该案于今年3月在北京一中院开庭审理。康女士认为,三菱公司现在是利用审判结果还没有出来的间隙,加紧活动,希望用和解来逃避审判,“和解的条件包括了‘有义务劝说别人撤诉’,‘约定不能再提出任何主张’。”
“我们在三菱公司对于‘承认历史事实’、‘真诚谢罪’、‘实质赔偿’等核心问题上掩盖事实、推卸法律责任的情况下,目前所称的‘和解’达不到正视历史史实、告慰被残害致死的我们的亲人、抚慰幸存者、安抚死难者遗属的基本要求。”二战中国劳工联合会三菱分会在声明中说。
争议:都表示道歉最关键 但劳工家属仍存分歧
二战中国劳工长崎三岛受害者联谊会的负责人王洪杰表示,他们与中国劳工联合会三菱分会在希望日本道歉赔偿的目标上是一致的,但是方法不同。王洪杰的爷爷曾在1944年被强掳到长崎,他本人从1998年起开始从事对日索赔工作,也曾亲自赴日本打官司,最终日本法院以时效过期为由宣布原告败诉,但日本法院仍认定了三菱公司强掳劳工的事实,王洪杰认为诉讼还是取得了一定的胜利。他认为,如果再在国内进行诉讼,只是原告获赔100万,其他3000多人不知该怎么办,而且集体诉讼也没能找到很好的办法,即使诉讼,最后可能获赔与和解的情况差不多。王洪杰说,和解的金额虽然比诉讼要求的少,但是修建纪念碑等还是很有意义的。
“有人说10万元拿钱换命太少,这让我们听了很难受,祖辈们受到的冲击是无法用金钱衡量的。老人最想得到的就是一声道歉,死而无憾。”王洪杰说。
来自二战中国劳工长崎三岛受害者联谊会的另一位受害者家属表示,父亲仍然健在,道歉是和解的前提,10万赔偿金额感觉较少。
另外一位健在劳工从2003年起委托康健律师在日本打官司,今年也在北京提出了诉讼。他的女儿刘玮(化名)在道歉这个问题上说:“必须是真心实意道歉,然后再商量赔偿的事,老人受到的创伤是多少钱都无法抚平的。”但她不能同意劳工们接受“屈辱的和解”。
刘玮说,三菱公司此前在和解协议中说自己和劳工是雇佣关系,但当年自己的父亲被带到塘沽劳工收容所后,没有被告知目的地就被送上了去往日本的船,“这是强掳,不是雇佣,三菱没有认真反省这段事实。”
刘玮的父亲被带到日本后,失去了自己的名字,他被编号88号,住在透风撒气的“日华寮”中,除了工作之外不得外出,每日工作12个小时,蹲着铲煤,“这是重大的人权加害”。一年后,日本战败,三菱公司和日本政府并没有对其道歉和补偿,“他等了几十年,就是想要一个公正的道歉,不能接受没有原则的和解。” 记者 赵婧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