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悉尼7月18日电（记者 陈碧声）在澳大利亚联邦成立之后的一百多年历史上，地方债务政策经历了几次重大转折，不同时期的管理方式和效果大博弈曾经导致地方债政策“一放就松、一管就死”的反复，最终，澳大利亚摸索出一套以市场运作为主导、中央政府进行监督协调的地方债务管理方式。
“有形之手”的困境
20世纪纪初，澳大利亚联邦刚刚成立不久，对地方债务缺乏系统的管理制度，各州政府都有自主借债权，作为独立主体在市场上分别进行融资。这导致一些恶性竞争，使政府债务规模急剧膨胀、借贷成本高企、借款数量减少、借款期限缩短等，对经济和政府都产生不良影响。
1927年，澳大利亚借款委员会成立，代表联邦接管地方债务，实施严格管理。地方债券由中央政府代发，借款数量、利率、时间和种类都受管制，这对规范借贷行为、提高政府信用起到了重要作用。但随着经济发展，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的恢复和繁荣，该政策逐渐暴露出过于僵化的弱点，市场上资本不足，地方政府的基础建设进度受限。 20世纪50年代初，为了在控制通货膨胀的同时支持地方基础建设，借款委员会调低了各州借款额度，并规定只有一部分能向公众借款，其余由联邦政府以特别借款形式提供。但这仍然不能满足地方政府的融资需求，在这种情况下，各州政府利用制度漏洞，建立融资机构，利用金融工具，直接在市场上自主借款。
联邦政府出台了一些补充条款，对这类行为进行规范，实际上放松了管制。
政策放松之后，地方政府债务数量急剧增长，特别是海外债务猛增，而且一部分基建项目的融资游离于监管体系之外。从1983年起，借款委员会禁止部分地方政府独立借款，监督地方政府的基建项目融资，并于1984年出台借款总量控制制度，限制联邦政府和州政府每年新增借款的额度，重新把所有政府借款纳入统一监管体系。这一措施有效地控制了地方债务的增长，但也很快暴露出极其不适应经济发展需求的弊端，而且中央政府代发地方债券的道德风险问题仍然无法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