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美国对华政策的“规则”强调，中国同样面临三种选择：一是强硬抵制，二是钻进笼子，三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从中国的处境、利益、实力看，简单的三选一不可行，中国同样需要将这三个选项“揉合起来”，实施综合性的应对，使之服务于稳定发展中美关系、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战略目标。
在6月28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60周年纪念大会上，习近平主席专门谈到国际关系法治化的问题。他指出，“在国际社会中，法律应该是共同的准绳，没有只适用他人、不适用自己的法律，也没有只适用自己、不适用他人的法律。适用法律不能有双重标准。我们应该共同维护国际法和国际秩序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各国都应该依法行使权利，反对歪曲国际法，反对以‘法治’之名行侵害他国正当权益、破坏和平稳定之实。”
这就是新一届中国政府的国际法治和规则观，它与中国的和平发展和对外开放战略相一致，志在推动各方在国际关系中遵守国际法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原则，用统一适用、共同遵守、非歧视性的规则来明是非、促和平、谋发展。在这样的观念指导下，规则问题可以成为中美之间的正式议题。
固然可以从美方对“规则”的反复强调中看到其编织约束中国的“制度牢笼”的挑战，但也可以视之为中美关系真正迈向世界级大国关系需要跨越的机会门槛。中国步入国际法治和规则体系的进程早已开始，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参与全球市场运行正是有关实践在经济上的先行，给中国带来的好处有目共睹。中国已从国际法治的适应者、学习者成长为运用者、改革者，终将以一个共同规则制订者的姿态活跃在大国政治舞台上。走强国路，不制订大国共守的规则，何以在国际秩序中共享权力？中国正迅速成长为一个强国，也要有胆识、有智慧学着给美国立规矩。
中美规则对话应当着眼于守成大国与上升大国和平相处的基本、共同需要，致力于健全两国共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制度依托。它绝不应是超级大国单方面制订规则来让上升大国服从，而是由两个真正意义的全球大国共同制订公平合理的规则。它可以在双边层面上讨论以避免摩擦碰撞和相互误判为目标的行为规范，也应就如何在多边场合确立核、网络、外空、海上安全国际法准则交流看法、寻求共识。
美苏冷战时期，双方军事舰艇和飞机几乎每天都会发生对峙，相互阻挠和骚扰行为频发。1972年5月，美苏签署《关于防止公海水面和上空意外事件的协定》，该协定为避免冷战升级发挥了重要作用。相当长时间来，美军舰机在中国近海针对中方的抵近侦察活动就密度和频率而言都已超过当年的对苏行为，在中美之间签署一个类似的协定以建立危机防范、预警和处理机制实有必要。2014年4月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访华期间，中美防长达成七点共识，就包括推进重大军事活动相互通报机制，启动商谈空中和海上军事安全行为标准，这值得鼓励和追踪，是两军为构建新型军事关系迈出的重要一步。
中美规则对话必须设立禁区，带有干涉中国内政、挑战中国核心利益、插手中国与地区国家争端解决机制性质的事情不容触碰，轮不到由美国来为中国立规矩。南海问题是中国与部分东盟国家之间的主权和海洋争议，不是中美之间的问题。中方已经同东盟国家启动南海行为准则磋商，这个准则必须符合《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精神，对争议双方都具约束性，而不能成为任何方面企图单方面管控中国、固化对中国领土非法占领的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