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南方”的群体性崛起引发了美国战略家对“全球南方”地位和全球秩序发展方向的反思，美国政府也加大了对“全球南方”国家的关注，但始终未跳出地缘对抗框架的局限性。特朗普第二个总统任期即将开启。面对其可能带来的不确定性，中国须加深对“全球南方”国家内部多样性的理解，进一步明确本国的国际定位，避免落入美国设置的叙事陷阱，不断为“全球南方”的发展与合作注入新动能。

2022年2月俄乌冲突爆发后，“全球南方”在应对冲突时展现出的自主性直接刺激美国战略家对“全球南方”的地位与世界秩序的发展方向进行反思和讨论。美国智库举办的“全球南方”研讨会明显增多，美国知名国际关系报刊上有关“全球南方”的文章大幅增加。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对“全球南方”的重视程度也得到提升。

美国战略家对“全球南方”概念的迅速复兴持多元态度。一些人持排斥态度，强调应谨慎对待这个概念。他们指出，“全球南方”带有明显的模糊性和误导性，其政治意义大于实际价值，无法准确反映全球权力生态。“全球南方”还过于强调同质性，无法体现多样性。因此，使用这个统一的标签可能误导人们只关注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共同利益，从而忽视该群体内部的巨大差异。然而，还有一些人主张接受并创造性地使用这个概念。他们提出，当今的全球秩序由“全球西方”“全球东方”和“全球南方”三个派系组成。其中，美欧领导的“全球西方”和中俄领导的所谓“全球东方”既围绕全球秩序进行激烈竞争，又对作为“摇摆集团”的“全球南方”展开争夺。

综合来看，美国战略家主要在六个场景下探讨“全球南方”。在传统安全领域，“全球南方”正逐步获得更多的战略自主权，应是美国积极争取的合作对象；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全球南方”是利益受损的集体，但其话语权和影响力逐渐增强；在地区秩序层面，“全球南方”被塑造成中国和印度争夺地区领导权的竞技场，为美国在中印关系中打入楔子提供了重要机遇；在全球秩序层面，“全球南方”被看作中俄与美欧争夺的焦点，其立场将影响全球力量平衡和国际秩序的发展方向；在地缘政治经济层面，“全球南方”中的关键摇摆国家（如巴西、印尼）代表了国际格局中的重要力量，应受到美国的特别关注；在政治制度和经济发展层面，“全球南方”是一个包含不同价值观、政治制度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多元混合体，美国应制定差异化和精细化的对外政策，避免一刀切的政策设计。

美国战略家对“全球南方”概念迅速复兴的态度、为“全球南方”设定的战略场景体现出以下特征。

首先，美方的争论起始于现实政治的迫切性，服务于美国的战略需求。尽管存在不同意见，但多数美国战略家支持使用“全球南方”的概念，为美国的战略调整出谋划策。虽然一部分人表示“全球南方”概念具有模糊性，但在另一部分人看来，恰是这种模糊性为美国根据战略需要重新定义“全球南方”提供了空间。例如，一些有影响力的观点或将中国排除在“全球南方”之外，或归于“全球南方”之内，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美国的战略与政治需求，而非客观的地理和经济现实。简言之，美国战略家希望通过拉拢、分化、对抗、削弱“全球南方”等多种策略组合，平衡相关国家之间的关系，服务于护持美国霸权的大战略。

基辛格在评价普鲁士王国首相俾斯麦的外交风格时写道，“全方位地与各国结盟、建立关系，但一定要使普鲁士同各国的关系比那些国家彼此之间的关系更密切”。美国战略界的“全球南方”构想或有类似的考量。

其次，美国战略界的认知兼具多样性与局限性。他们认识到“全球南方”国家之间以及每个国家内部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对“全球南方”国家展示出的某些外交独立性及其在国际事务中采取的主动策略有着较为全面的理解。然而，美国战略家的认知可能因受到西方视角的影响而带有局限性。一是过度强调地缘政治对抗。据此，其政策建议主要关注如何分化和利用“全球南方”国家，有意识地将中国塑造为所谓“全球西方”的竞争对手和“全球南方”的例外者，从而可能加速全球秩序的碎片化和阵营化。二是存在对“全球南方”集体行动的夸大解读。三是对“全球南方”国家外交策略的评价带有情绪化色彩。四是对一些“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模式持有偏见。

再次，美国战略家要求争取“全球南方”、加强美国与“全球南方”合作的观点已在拜登政府的外交实践中得到体现。自2022年底以来，拜登政府重启了美非领导人峰会，通过新的平台与亚太、非洲、南美及加勒比地区的几十个国家深化合作。美国政府高层对“全球南方”国家的一系列访问，凸显了对这一力量群体的重视。

2024年2月，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康达 (Daniel Kritenbrink) 在大西洋理事会举办的有关中国与全球南方的研讨会上，呼吁增加“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领导席位，“让全球南方拥有更大的发言权”。2024年10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撒哈拉以南非洲设立第25个执董会席位。美国政府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展示其支持改善全球治理体系的承诺，在“全球南方”构建更加积极的影响力。

最后，美国战略家有关“全球南方”议题的辩论仍在继续，预示着未来可能会出现更具挑战性的观点和方案。面对全球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和美国领导人更替，美国的战略家们正对国际秩序的演变方向和美国的对外战略进行新一轮评估，可能提出全新的构想和方案，进而推动美国政府的对外政策更具深度、广度和前瞻性。

随着最近特朗普再度当选美国总统，美国政治格局发生重大变动，其外交理念和政策实践可能迎来转变，并将对国际形势产生重要影响。鉴于特朗普在首个任期内对“全球南方”的发展需求支持有限，这种状况在其第二任期内预计将持续。如果特朗普政府继续推行全球战略收缩，势必影响美国在全球性议题上的参与程度及其对“全球南方”的政策。在近期举办的金砖峰会、APEC峰会、G20峰会上，“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日益增强的影响力再次得到集中展现。2026年，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将担任G20主席国，这是美国展示其与“全球南方”合作成果、重建其与“全球南方”关系的难得机遇。一些战略家呼吁特朗普政府抓住“最后的机会”，围绕G20制定一项与“全球南方”多层次接触的战略。

从目前来看，特朗普第二任期的首要议程将是经贸与移民问题，其优先事项很可能不包括促进更加公平的南北关系等议题。因此，美国战略家对“全球南方”的诸多设想或在特朗普第二任期迎来巨大挑战。

当前，世界大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的群体性崛起是世界大变局的鲜明标志。面对特朗普第二任期的不确定性，中国须加强对“全球南方”内部的深层次了解，重新认识“全球南方”在地缘政治格局中的新位置与新特征，确立超越商业利益的共同战略愿景，建立符合“全球南方”国家发展需求的战略关系。中国还须进一步明确本国的国际定位，向国际社会阐明中国在“全球南方”议题上的积极态度，避免陷入美方设定的叙事陷阱，不断为“全球南方”的发展与合作注入强大动力。

本文原文发表在中国日报国际版，原标题为 "Pull focus"

出品：中国日报中国观察智库

责编：宋平 王哲

编辑：张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