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结束以来，北约积极推动自身从区域性集体安全联盟向全球性政治安全组织转型。随着国际权力格局的深刻变动和美国全球战略重心东移，北约“亚太转向”成为“全球北约”发展的最新趋势。“东盟中心地位”是东盟基于共同体建设和“大国平衡”战略等内外手段谋求实现的关键政策目标，包含区域一体化的内部中心地位和建立亚太关系网络的外部中心地位两个层面，强调在处理对内关系、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建设地区政治与安全框架、协调域内外大国关系以及设置议程与塑造秩序等领域发挥主导作用。然而，自2020年以来，北约及其成员国与日韩澳新“亚太四国”安全互动日趋频繁，对华战略警惕共识不断提升，在很大程度上冲击地区安全秩序，威胁东盟中心地位。

“全球北约”发展进程在冷战结束后加速，转向亚太成为最新趋势。尽管遭遇乌克兰危机冲击，但在美国引领之下，北约在亚太的“软扩张”进程已经启动，美国在亚太的关键盟友已在部分功能性领域与北约开展合作。

从战略目标看，北约“亚太转向”寻求应对所谓中国的“系统性挑战”。北约强调需要应对中国经济规模和军事预算扩大、以核武器装备为代表的军力提升、中国发展模式、中俄战略互信等方面的“挑战”，不仅通过将“中国挑战”纳入官方文件和议程安排推动组织目标的制度性转向，而且积极配合美国开展对华竞争行动。

从资源投入看，北约“亚太转向”注重联合关键亚太盟伴、构建南北支柱。北约长期维持并适时升级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新加坡四大地区伙伴“量身定制”的安全合作伙伴关系，以此打造其干涉地区事务和维护地区利益的“事实同盟”，其中日韩是尤为重要的战略支点。拜登执政后，北约迅速提升与日韩国防军事力量的互操作性并加强协作平台建设，发挥两国在其亚太安全合作制度化发展中的领衔作用。

从推进路径看，北约“亚太转向”严守“欧洲中心”和俄罗斯优先的组织任务。战略排序方面，中东欧国家等北约欧洲成员国尤为坚持将应对俄罗斯威胁作为首要安全问题，不希望与中国发生集团对抗甚至安全冲突。组织身份方面，法国等北约关键大国明确提出“大西洋主义”是集体安全的核心属性，反对给予亚太国家正式成员国地位或与其建立争议性的联络制度。

长期以来，开放地区主义理念、以“10+N”为代表的多边协调机制和议程设置权是东盟维护中心地位的重要观念和制度基础。然而，北约“亚太转向”极大冲击上述屏障，进而挑战东盟中心地位和地区政治安全秩序。第一，东盟强调坚持建设性、不针对第三方、信任导向的合作规范，积极基于协商多边主义主导东亚地区合作。北约国家联手地区伙伴加速在亚太推行基于价值观共识的集团式安全合作理念，通过设定潜在假想对手，严重冲击开放包容的东亚合作模式。

第二，东盟主要利用各大国的优势、矛盾和战略博弈主动发展双边关系，并实现各大国在东南亚甚至亚太地区的势力均衡。北约及其成员国在亚太地区运用乌克兰危机的类比叙事渲染亚太局势并限制俄参加国际交流活动，导致东盟主场多边外交成为大国角力新“战场”并削弱东盟地区“协调人”的作用。

第三，北约及其成员国通过炒作海洋安全议题和加强海上防务合作、渲染核威胁和提升核武器合作水平、推动经济安全化和加速关键供应链调整等手段，导致地区热点问题的关涉主体泛化和解决机制碎片化，进而冲击东盟在其多层次、宽领域会议机制中的议程设置权，并威胁东盟战略自主能力和东盟中心地位的区域影响力。

对此，东盟重申构建“中立区”的立场和实施“大国平衡”的决心，积极发挥经济合作之“长”并主动弥补国防合作之“短”以应对北约激化的地缘政治安全风险和挑战。首先，东盟和东南亚国家通过模糊暗示、氛围渲染等话语技巧回应北约在亚太地区的不利动向，不仅设定和平与发展导向的会议主题和议程安排，还重申维护基于“东盟方式”的区域多边合作，谋求舆论施压北约，尊重东盟中心地位。

其次，东盟既探索与欧洲发达经济体和全球新兴发展中大国的各生产要素流动新机遇，又推动高水平、全方位区域自由市场规则建设，还拓展次区域经贸交往和数字化转型合作可能性，谋求促进共同繁荣以应对北约“经济安全”话语陷阱。

最后，东盟一方面基于内部政治共识和相关机制提升集体军事行动能力，另一方面建设和巩固与地区大国的危机管控和防务合作机制，以此提升国防安全保障综合实力来直接抵御来自北约的军事安全风险。

面对新的全球和地区安全形势，中国应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并与各国一道推进“全球安全倡议”，进而为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安全秩序平稳向好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对东盟及其成员国，中国不仅应持续推动与东盟间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加速解决各方海洋安全矛盾并加强数字经济和绿色经济合作，而且应支持东盟自主决定发展愿景和路线，积极参与东盟主导的地区多边合作机制。

作者：孙成昊，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王一诺，外交学院欧洲研究中心科研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