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华滥施高技术出口管制损人不利己

滥施高技术出口管制的实际后果对美国而言弊大于利。出口管制具有“双刃剑”效应,适度管制可以助力技术领先国获得经济利益和延缓后发国家的技术追赶速度,过度管制反而会削弱技术领先国的技术创新能力和产业竞争力。美国对华滥施高技术出口管制已对美国自身带来了严重负面影响。

美国对华滥施高技术出口管制损人不利己

来源:中国日报网 2024-07-11 1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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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3日,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以43票赞成、3票反对的绝对多数通过了《加强海外关键出口限制国家框架法案》,该法案旨在增强美国政府限制人工智能模型出口的能力,阻止中国开发先进人工智能技术。自拜登政府执政以来,高技术出口管制成为美国对华实施科技遏制战略的关键政策工具,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更是将出口管制描述为“美国及其盟友工具箱中的新战略资产”。近年来,美国明显扩大了针对中国的出口管制范围,强化了对传统竞争性战略技术与关键前沿技术的出口管制力度,试图通过出口管制将其技术优势转化为永久技术霸权,达到维护美国霸权的战略目标。但是,这一系列保护主义行径不仅不能为美国赢得竞争优势,反而损人不利己。

美国不断升级对华出口管制,对中国高技术发展确实产生了一定的不利影响。多项涉及下一代技术研发所必需的原材料、零部件和设备被列入禁止对华出口的管制清单,“美国人”技术人员被禁止参与和协助中国主体研发相关技术,技术交流和合作被限定于排华“小圈子”之中,这对中国企业短期内的技术突破和营收造成一定障碍,也为中国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和价值链攀升带来不确定风险。

然而,滥施高技术出口管制的实际后果对美国而言弊大于利。出口管制具有“双刃剑”效应,适度管制可以助力技术领先国获得经济利益和延缓后发国家的技术追赶速度,过度管制反而会削弱技术领先国的技术创新能力和产业竞争力。美国对华滥施高技术出口管制已对美国自身带来了严重负面影响。

一是损害美国企业利益。据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下属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发布的报告称,出口管制造成美国企业市值大幅缩水、就业岗位大量减少,平均每家美企因出口管制损失8.57 亿美元市值,受出口管制影响的企业雇员总数下降了7.1%。5月7日,拜登政府进一步收紧对华为的出口限制,撤销了美国芯片企业高通和英特尔向华为出售半导体的许可证,两家企业第二季度营收直接受损,英特尔次日股价下跌2.2%。据统计,中国市场占英特尔2023年营收的27%,占高通2023年营收的62%,受美国对华半导体出口管制影响,英特尔股价2024年已累计下跌近38%,高通与华为的业务预计尽快将缩减为零。从中长期看,出口管制将导致美国企业失去体量庞大的中国市场,切断美国企业与全球供应链的联系,丧失美国企业在全球市场中的竞争力和话语权。

二是削弱同盟战略互信。美国试图将对华高技术出口管制的压力通过“直接产品规则”等长臂管辖举措转嫁给欧洲和亚洲的盟国,但由于各盟国对华经济依存度和所处技术产业层级与美不同,对华出口管制遭遇盟友抵制。拜登政府当前正施压荷兰、日本、德国、韩国等盟友进一步采取措施限制中国获得先进半导体技术,然而,荷日两国均提出要抵制这些额外的对华限制措施,德国总理朔尔茨明确表示反对将所有对华出口都置于监管之下,韩国政府认为应慎重参与对华出口管制。美国为维护自身霸权,将经贸科技问题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为此不惜践踏盟友的经济和技术主权,牺牲盟友的经济和安全利益。所谓的“出口管制联盟”并未助力美国实现遏华目标,反而激发各国竞相出台科技补贴政策,损害了美国与其盟友间的互信和合作,增加了拜登政府的联盟协调成本。

三是降低美国竞争优势。出口管制虽在短期内能够助力美国重塑产业链和限制中国获取某些新兴技术,但这只能暂时延缓中国追赶美国的步伐,并不能长期阻止中国技术实力的提升。美国若要保持科技领先优势,本应积极提振国内科技竞争力、升级高技术企业的研发实力,然而,美国却向对华高技术出口采取各类“卡脖子”措施,美国这样做反而逼迫中国寻求高技术的自主替代和产业升级。华为在被美国针对性打压之下,2023年专利申请数量仍居世界第一,2024年第一季度公司实现营收约1784.5亿元,同比增长36.66%。并且,华为已在MetaERP系统、鸿蒙欧拉系统、EDA软件以及5G等核心元器件领域实现突破,完成了部分高技术的“去美化”。可见,美国对华滥施高技术出口管制缩小了中美科技实力差距,抑制了美国产业技术创新能力,降低了美国在关键前沿技术领域的竞争力。

美国放弃与其他国家保持“相对技术优势”,而是力求在关键技术领域尽可能地取得绝对领先地位。在美国认为中国的科技创新是对其国家安全构成所谓根本性“威胁”之下,美国将持续扩大对华高技术出口管制范围,对中国高技术企业实施无理的单边制裁和长臂管辖。美国对华滥施高技术出口管制虽然短期内看似有利可图,但实际上却是自我设限的枷锁。

有鉴于此,中国一是要在安全可控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强美国科技企业对中国高技术产业的依赖,依托完整制造业体系和庞大市场规模优势吸引美国高技术对华投资,进而提高美企“去中国化”的成本;二是要积极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探索国际合作新模式,分享更多中国发展红利,促进全球知识共享,利用美国与盟伴国家在科技发展、产业布局等方面的分歧,突破美国利用技术联盟对我国的技术封锁;三是要加速实现关键核心技术的自主可控,形成“非对称”技术优势,助力国内企业构建自主可控的技术供应链,积极参与全球技术标准制定,提升中国技术标准话语权,精准反制美国对华不平等政策的实施。

作者:

韩召颖,南开大学图书馆馆长、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刘锦,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侯丽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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