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克兰危机是影响当前上合地区形势演变的重要因素。在此背景下，上合组织既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也蕴藏着难得的历史性机遇。
乌克兰危机凸显出地缘政治因素的负面影响,给上合组织维护地区安全、促进区域发展带来严重挑战。
一是地缘政治因素上升为上合组织面临的最为严峻的考验，美国及西方因素对上合组织影响加大。乌克兰危机爆发后，美欧联手对俄罗斯形成挤压态势，土耳其、伊朗等第三方则趁机扩充势力，上合国家纷纷强化自主性，以图在地区格局中占据重要地位。但上合组织本身绝不是一个反西方组织,其内部成员与美国和西方的关系错综复杂,很难在对待美国及西方问题上采取一致立场。
二是上合组织地区安全形势日趋险峻。近年来,在阿富汗剧变、新冠疫情等重大突发事件影响下,上合地区不稳定和不确定因素显著增加,而乌克兰危机则使本已进入“多事之秋”的地区安全局势雪上加霜，导致地区热点频发，冲突不断，部分国家内部出现骚乱，国家间边境流血事件屡发。同时，能源安全、粮食安全问题等新型非传统安全问题变得日益突出和紧迫。
三是上合组织发展问题更趋复杂。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全球和地区经济衰退加剧，美国及西方对俄罗斯发起史无前例的全面制裁,导致俄经济遭受前所未有的沉重打击,其对中亚国家、欧亚经济联盟等经济带动能力减弱。此外，地区物流链被迫重构、区域合作环境恶化，使得中亚国家经济发展面临更大挑战。
四是上合组织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鲜有发声和作为，行动力和效率不足的问题再次凸显。如何在遵循协商一致的基本原则前提下创新决策方式，切实提高合作效率;如何在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的基础上挖掘内部潜力,对地区突发事件和各国矛盾冲突采取更积极的“建设性介入”,显然对上合组织来说是再也不能回避、也不能无限期拖后的现实难题。
然而，乌克兰危机在给上合组织带来严峻挑战的同时,也给该组织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和希望,使上合组织“危中有机”,呈现柳暗花明之势。
首先,随着俄与美国及西方关系彻底破裂,俄罗斯对上合组织的战略倚重和现实需求大幅上升,为上合组织发展增添了新动力。面对美国及西方全面打压,俄需要加固同上合组织国家关系,强化各领域合作,加强同中国、印度等成员国的战略经济合作，以打破外交孤立,摆脱不利的国际处境，减少制裁损失。俄罗斯目前施行的“东转南进”战略有利于激活上合组织各领域合作尤其是经济合作,为上合组织发展增添内在动力。
其次,在乌克兰危机冲击下，现有国际秩序更加碎片化,上合组织理念先进性和软实力彰显,对成员国尤其是中亚成员国的吸引力大幅上升,成为中亚成员国进行多边合作的优先选择。乌克兰危机加剧了地区国家的“恐俄症”和危机感，降低了它们参与俄主导的地区机制的积极性,转而寻求新的替代者。上合组织一直大力倡导并积极践行“上海精神”,其理念和经验独树一帜,超越了西方的冷战思维和传统的帝国思维,为地区国家提供了一种全新的选择和希望,增加了它们对上合组织的亲近感和信任度。
最后,乌克兰危机背景下,上合组织出现新一轮扩容加速之势。2023年，上合大家庭由18个国家迅速扩展为26个国家,活动区域由中亚、南亚延伸至中东西亚地区。2024年，白俄罗斯将转为正式成员国，这将进一步提升了上合组织在地区和全球事务中的影响力,为上合组织扩大合作、增强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提供了更加有力的支撑,上合组织参加全球和地区治理更有底气。
中国应站在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高度,着眼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战略需要,认真评估上合组织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在充分明了各成员国政策取向的基础上,中国应努力规避风险,释放积极能量,推动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行稳致远。
第一,坚持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基本方针,积极塑造上合地区新型国际关系。妥善处理好俄罗斯因素、美国因素、伊斯兰因素和地区国家因素,努力促使欧亚格局演变朝着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
第二,大力弘扬“上海精神”,积极构建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积极推动上合组织塑造和培育成员国共同认可的“上合意识”,进一步宣扬上合组织先进理念,深度参与全球治理,积极构建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
第三,切实贯彻新安全观,积极打造安全共同体。继续加强合作打击“三股势力”，着力加大在应对流行病、气候变化、生态恶化等“软性”非传统安全以及能源安全、粮食安全、金融安全等新型非传统安全方面的合作。加大成员国在解决阿富汗问题上的立场协调，积极主动化解成员国间矛盾冲突，考虑在上合组织框架下建立相应的冲突调解机制。
第四,迎难而上推进区域经济合作,积极夯实发展共同体。应大力倡导并积极开展次区域、小多边合作，努力为成员国发展创造有利的发展环境。适时激活上合“能源俱乐部”，加快推进贸易投资便利化进程。加大5G技术、智慧城市、人工智能、电子商务等新兴领域合作,不断寻找新的合作增长点 。
第五,加大推进组织内部改革,积极促进上合组织转型升级。应进一步完善扩员制度，适时制定出台上合组织各领域合作法律文件,提升和明确秘书长地位和权限，创新性运用“协商一致”原则，努力使上合组织真正地从会议机制转变为合作机制。
（邓浩，中国上海合作组织研究中心秘书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李天毅，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邓浩；李天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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