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6月起，中国人民大学“共情传播视野下节日文化传播与国际中文教育融合研究”课题组开启孔子学院院长专访系列活动，先后与15位孔子学院院长交流节日文化教学、共情传播等议题。课题组特推出系列访谈“孔子学院院长谈节日文化传播”，以飨读者。
本文为系列访谈的第二篇，受访人为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副教授李华，于2018年3月至2022年3月担任哥斯达黎加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访谈涉及李华在孔子学院的工作经历、在当地的生活体验、节日文化分享和国际中文教学心得等内容。
到世界各地去，分享中国语言文化的美丽
问：您决定去孔子学院从事国际中文教育工作的契机是什么呢？
李华：1989年我参加高考的时候，我的第一志愿就是北京语言学院（现北京语言大学）的对外汉语专业，但当时差了几分没去成，就去学了英语专业。后来我去美国留学的时候，很多美国朋友招待我，我觉得他们的东道主角色做得很好。2006年我从美国回到中国，为中国人民大学英语专业开设英语创意写作课，到2016、2017年，我觉得创意写作在中国发展得已经很好，所以想去探索一个新的领域。当时我想，如果我能到世界各地，把我们的语言文化和更多的人分享，将会更有意义。于是，我决定报名担任人民大学海外合作共建孔子学院的中方院长。
在克服语言障碍的过程中，与当地中文学习者共情
问：您学的是英语专业，但哥斯达黎加的官方语言是西班牙语，那您是如何克服语言障碍的？
李华：决定去哥斯达黎加孔子学院之后，我在中国人民大学西语系学了两三个月，算是有一点基础。但这一点基础到了哥斯达黎加之后完全不够用，因为西语语法比较复杂，所以语言的确是我和同事们在刚到岗时遇到的最大难题之一。这段经历帮助我们理解当地学生学习中文的困难所在。我们在教初级班学生的时候，学生们说中文好难，我们都非常理解，因为我们也觉得西语很难。
问：在还未熟练掌握西语的情况下，您是怎么向学生们教授中国文化的？
李华：对我们只学了一两年西语的人来说，如果让我们用西语去解释一些文化概念，我觉得不太可能，我们一般还是会用英语解释。从2019年开始，我鼓励我们中方老师努力说西语，本土老师努力说中文，这样可以体现出孔子学院中外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问：结合在孔子学院的经历，您认为英语和中文在教学上有什么相通之处？
李华：我在教授学生的过程中，特别能够体会到自己上大学时那种很美好的感觉。当年在国内读英语专业本科的时候，一位教英语写作的美国老师说过这样一句话：“You have enriched my life”（意为“你们丰富了我的生活”）。当时还不是很理解个中含义，但现在我越发能体会到这一点。我们的学生写出来的故事真的是我这辈子都写不出来的。虽然他们的语言可能有待长进，但是其中的创意是非常独特的。从这一点来讲，无论是教英语还是教中文，我们都希望大家的心灵之间能有深层次的交流，彼此能够共情。
问：您是如何给孔子学院学生讲授中国古诗的？
李华：我们在和哥斯达黎加学生交流的过程中，包括在“世界读书日”跟当地中小学生交流的时候，都用了中国的古诗。比如，我们教学生李白的《静夜思》，因为这首诗比较短，每一个字都可以解释，又比较朗朗上口。我们还教他们唱了谷建芬老师配曲的《静夜思》。我们一遍遍地唱，学生们很感兴趣。在遥远的哥斯达黎加，为当地的大中小学生讲这首诗歌的时候，我非常感动。一方面，诗歌好像特别难；但另一方面，其实诗歌教学又特别容易，因为诗歌本身非常精炼，一跟学生讲解，他们马上能够体会到其中的意境。因为诗歌是有意象的，是很亲切的、娓娓道来的。
节日文化活动的成败在于是否深入人心
问：疫情之后，孔子学院在节日文化活动策划组织上发生了怎样的调整？
李华：疫情之前，每次节日文化活动都会由一位老师来负责策划，这位老师会把方案跟全体老师分享，然后给我们分配工作。比如在2019年“七夕同心节”的节日活动上，我就被安排朗读秦观的《鹊桥仙·纤云弄巧》。我怕大家听不懂，于是邀请了当时高级班的学生小美同学给我翻译成西语。活动当天我们两个人穿上了汉服，我念中文版，她念西语版，然后配上一段非常优美的古琴乐，整个活动非常成功。
诸如此类的活动，学生参与度是非常高的。在疫情开始后，我们曾有过担心，觉得举办文化活动却见不着面，隔着屏幕参与好像会有点奇怪。后来我发现，其实节日文化活动最重要的是它背后的含义。像2020年我们策划的一个重阳节活动，邀请了学生和家长共同参与，我们还要求学生给他们的长辈准备一份小礼物。关爱身边的老人，这就是重阳节真正的含义。
我觉得这是非常暖心的一个活动。因为疫情，大家会尤其感激孔子学院帮忙传达出来的这样一份关怀。其实节日文化活动的成败并不单单是由具体形式决定，而在于活动本身一定要深入人心。
想要实现共情，必须双向共同努力
问：结合您节日文化教学的经历，您觉得从共情的角度出发，如何更好地推动国际中文教育的发展？
李华：我觉得我们在讲语言，或者讲文化的时候，应该找准大家的共同点，教学效果肯定是最好的。哥斯达黎加人是非常浪漫的，对浪漫的爱情尤其感兴趣。在教学过程中，我们老师会配合学生特别感兴趣的话题，将对话代入到某个具体的场景里面，比如对一个人有好感、想请对方吃饭看电影等等。这样的教学效果是非常好的，学生会觉得你在帮他说他想说的话，而不是硬塞给他你想让他说的话。
其次想要在语言教学上实现共情，必须通过双向的努力。我们不是单方面传授中文、高高在上的老师，我们要让学生们看到我们非常热爱哥斯达黎加，让他们知道老师们也很需要学生们的帮助。比方在哥斯达黎加的国庆节，我会穿上当地特色的大裙子，在上课时给他们唱一首西语歌曲。我有时也会给他们读我用西语写的故事，之后再去看他们用中文写的故事的时候，他们会有更多的信心。因为他们会觉得老师跟他们是一样的，都是在学习如何掌握一门新的语言，因此也很愿意跟老师分享。
我做了这么多年老师，有一个学生曾经跟我说过，他说，老师我觉得你做得最好的一点，就是“you try not to teach”。作为一个老师，尽量不要去“教”，而是要努力激发学生的学习主动性。
作者：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钟新，博士研究生蒋贤成，硕士研究生向思源、李江梅、官逸伦，本科生庹舒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