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日报网12月7日电 英国《卫报》发表一篇评论文章，称在当下疫情里，美国出现了劳动力“大辞职潮”情况，尤其是女性员工的辞职数量更多。究其原因并不是因为员工对工作的态度出现了变化，而是美国对女性工作的基础设施投入不足，致使她们不得不回归家庭，照顾老人和孩子。

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美国9月有440万人离职。分析机构Visier的数据更吓人，称在过去一年中，每四个企业员工中就有一个离职。由雇员的离职规模连续六个月超过了新冠疫情前的峰值。在新冠疫情的动荡和受重创行业大规模裁员之后，许多人曾预言，人们在动荡时期往往倾向于寻求稳定，疫情将带来更多的工作保留和更激烈的求职竞争。事实却恰恰相反，员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愿意辞职或换工作，造成了劳动力短缺的情况，而雇主想方设法招工，最终不得不涨工资。这一意想不到的转折中，后疫情时代的到来给劳工权力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指论指出，大多数对“大辞职潮”的解释重点话在员工对工作的情绪转变。“疫情变成了全体美国人在重压时期的某种觉醒，”创造了“大辞职潮”一词的德克萨斯农工大学心理学家安东尼-克洛茨（Anthony Klotz）说道，“大多数人在反思自己的生活的同时，也对自己的工作感到倦怠，也或许他们真的很喜欢在家工作”。

但是，虽然隔离时期引发的这种内省可能导致一些员工重新评估自己的优先事项，并愿意做出改变，但对于突如其来且规模巨大的就业市场空缺，可能更好的解释是物质因素。

事实上，我们更为关注女性的“大辞职潮”。在新冠疫情期间，女性退出劳动力市场的速度是男性的两倍；她们在有偿劳动中的参与率现在是30多年来的最低水平。自2020年3月以来，所有劳动力中约有三分之一的工作母亲缩减工作时间或离职。这种劳动力短缺情况在酒店业、零售业和医疗保健业等行业最为显著，因为这些行业的员工中女性占大多数。

评论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女性离开劳动力市场的比例如此之高呢？原因并不是她们开始自我发现的个人旅程，而是因为无处安放的孩子。学校连续两个学年的大部分时间都处于关闭状况；许多学校仍然面临着中断、隔离和关闭。对于年龄更小的孩子的父母来说，日托中心在新冠疫情来临前就贵得难以负担，而且急剧短缺，在过去一年中的停业数量创下新高。现在，费用抬得更高，而且可能面临数月的排队。

那么，也许更准确的说法是，就工作母亲而言，大辞职潮中，女性并没有主动离开劳动力市场，而是别无选择。

新冠疫情使得女性迅速退出劳动力市场，但是，女员工的流失并不是什么新鲜事。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女性劳动力参与率一直在稳步下降。新冠疫情只是加速了这一趋势。育儿以及赡养老人一直是罪魁祸首之一。美国对护理经济的投资不足对女性的就业发动消耗战，女性被迫在低薪酬工作和高成本的育儿方案之间做出选择。这样的的结果是有偿劳动市场中的人才、创造力和潜力大量流失。当护理行业投资不足时，女性就没有得到重视，这意味着全国一半的人有可能为照顾家庭被迫离职。

现在，随着服务和医疗部门开始努力寻找新员工，人们敏锐地觉察到有偿劳动中的女性缺失所带来的经济影响。可是，道德方面的影响存在了几十年。当第一位妇女第一次意识到送孩子去托儿所的费用将超过她的工作收入时，美国就陷入了危机。妇女从有偿劳动中流失的趋势并没有如此声势浩大地出现在那些对其关怀的基础设施进行合理、负责任的投资的国家中。这一趋势将导致美国经济竞争力下降，家庭不不和睦，从长远来看，甚至会使家庭情况恶化。此外，还加剧了女性地位不平等，使她们在个人生活中往往缺乏挑战和成就感，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损失。

女性离开工作岗位照顾孩子的趋势常常被误解为妇女的个人选择问题。但是，对于那些面临严峻经济状况的女性来说，她们既无法负担自己的职业抱负，又无法满足孩子的需要，也就毫无选择可言。

既然劳动力短缺的主要原因是女性被迫退出有偿劳动市场，为什么“大辞职潮”被归咎于情绪和态度的转变，而不是对女性的看护责任的回应？也许是因为评论家们对妇女的需求视而不见，或者习惯于忽视它们。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重大的经济转变被解释为无关性别的情绪，而不是特定性别的物质现实。

但公平地说，并不是所有的劳动力短缺都可以用育儿危机将妇女排挤出劳动力市场来解释。毫无疑问有许多员工正在重新评估他们的优先事项，并向雇主提出更多要求，他们也应该这样做。但是，那些因其他原因而辞职的工人有能力和灵活性这样做也是部分女性被迫离开劳动力市场。这也表明工资上涨和雇主让步的胜利原因错综复杂。劳工力量的这一时刻，看起来是一种社会福利，实际却是以部分女性的被迫离职为代价的，这是一代人的悲剧。

(翻译：王宁 编辑：王旭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