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日报网11月30日 据英国《经济学人》报道，每年10月21日，欧盟27国领导人齐聚一堂，在该组织的最高级别机构欧洲理事会上召开为期两天峰会，这是不同形式的加冕礼。欧盟峰会的举办地点在欧罗巴大厦——一个玻璃立方体，包裹着一个外号为“太空蛋”的荧光椭圆体——可能不及兰斯大教堂的排场。然而，一旦总统或总理进入太空蛋，他们实际上就成为了民选的君主。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每位领导人都遵守保皇党的信条：我即是我（l’état, c’est moi），27个国家政府变成了27个人。

欧洲理事会于1974年作为一个非正式的绅士餐饮俱乐部（当时都是绅士）创立，是领导人私下讨论欧洲大陆事务的地方，不受欧盟条约影响。创建该论坛的法国总统瓦莱里·吉斯卡·德斯坦为其取名：“首脑会议已死，欧洲理事会万岁”。五十年之后，欧盟理事会成为欧盟权力最大的机构，解决所有重大问题，大到宪制问题，小到争议。

由此，欧洲理事会赋予参会的每位领导人巨大权力。对于一些国家来说，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在法国，与其他领导人相比，埃马纽埃尔·马克龙身处一个赋予总统巨大权力体系的顶点。对于那些领导力较弱的国家领导人来说，这就很尴尬了。意大利的领导人是一直在轮换，一些人是靠能力，一些人是靠运气。在安格拉·默克尔 (Angela Merkel) 担任德国总理16年期间，她让八位政府首脑感到不安。在像欧洲理事会这样关系亲近的环境中，个性与权力会发生冲突，政权轮换会是个弱点。如果几个月后他或她将下台，为什么要达成协议？

与真正的君主不同，欧盟各国领导人必须担心国内的选民和议会。有时这是战术，在国内唤起国会议员的恐慌是使对手让步的好方法。一些议会，尤其是北欧某些议会，确实对领导人施加束缚——其他国家的立法者会很好地遵循这种策略。所有领导人都了解彼此的国内限制。不过，欧洲理事会的存在就是为了达成妥协，如何达成协议最终取决于谈判桌子上的人。

一旦领导人做出决定，就很难撤销。如果27位领导人同意这样做，那么也必须由27位领导人一齐同意撤销意见。惯性是欧盟政治中的一股强大力量，一旦朝着某个方向出发，就很难停下来。出于这个原因，欧洲理事会应该具备远见，就像公司董事会一样。虽然欧盟管理层每天做着日常工作，但政府首脑每年应该会面几次，以确定总体方向。对于最宏大的计划，几句话通常就足够了。诸如货币联盟之类的重大提案，以欧洲理事会公报中的几行文字开始。

根据欧盟的条约，欧洲理事会显然不是立法者。然而，实际上，欧洲理事会在制定法律。在制定具体政策时，曾经为重大制宪时刻（如条约变更）保留的逐行争论现在很常见。2020年7月，欧盟各国领导人花了五天时间就1.8万亿欧元的支出争论不休，其中包括 7500 亿欧元的新联合担保债务组合。各国领导人为国民总收入的一小部分一直争论到凌晨。由于欧洲理事会的结论被视为王室宣言，如果指令过于具体，它几乎没有给欧盟的实际立法者再次操作的余地。

对其捍卫者而言，欧洲理事会是欧盟最民主的机构，领导者的名号都家喻户晓。但是，欧盟面临的是关注不足而不是不够民主。从表面上看，欧盟是议会制：行政部门受制于直接选举产生的议院，而各国政府则作为共同立法者集体行动。峰会吸引了来自欧盟体制内其他机构的注意力，获得了合法性，那部分的欧洲议会议员和部长们研讨欧盟法律。领导者宁愿自己做，也不愿委托，结果他们不得不召开更多会议。20世纪90年代，领导人一年聚会三四次；在21世纪10年代，他们见面的频率增加了一倍。如果能够通过视频通话进行会议，他们还能召开更多次会议。

即使是峰会的形式也有缺点。欧洲理事会很灵活，但很狭隘。最大的国家只能由一小群出差的顾问代表。峰会刻意使决策面临巨大压力，其开始晚，结束晚，身体疲惫与社会压力共同作用，以促成交易。峰会误导人们产生了错误的想法，即欧盟只有在危机中才有可能取得进步，即使这危机是人为创造的。现在人们每天都依赖这种在紧急情况下效果很好的工具，有点像用灭火器给水壶加水。

由于个人拥有如此大的权力，因此，在国王的宫廷中，个性非常重要。弗朗索瓦·奥朗德治下的法国相当温顺。马克龙在大陆舞台上表演得十分尽兴，将法国思想推向更广阔的领域。因此，纯粹的性格力量可以增强国家影响力，无论国家大小。在这样的论坛中，人员变动会导致政策发生变化。本周默克尔将参加可能是她最后一次此类会议，她的离开将改变欧盟高层的动向。另一位君主很快就会出现。王后已死，新君万岁。

（翻译：黄琳 编辑：王旭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