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月底在罗马举行的2021年G20峰会向世界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当今时代，世界各国需要密切合作，通过确立和实施共享、协调、公平的反应机制来共同应对挑战。而这需要远见、对话和互信，以及一份深刻的全球共同责任感。我们需要展望新冠肺炎疫情危机后的未来，向着实现经济复苏、解决人民需求的目标前进。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减少社会不平等，关注女性赋权和年轻一代的成长，以及保护最弱势群体。这还意味着我们需要创造更多就业岗位，提升社会保障，促进粮食安全。

由7个发达国家所组成的七国集团 (G7) 仅仅关注发达国家自身利益，而金砖国家 (BRICS) 之间则缺少共同点。相比之下，G20机制无疑更能反映出当下全人类的总体利益和世界经济的变化趋势。

其实“G20”这个叫法不太准确，或许更应该叫做“G43”，因为该机制由19个国家和欧盟组成，而欧盟包括27个国家，除了本身已经是G20成员的法、德、意三国之外还有24个国家。如今，G20已经成为了一个独立于国际组织之外的全球政策协调机制，而这种政策协调正是当下这个不稳定的世界所急需的。一直以来，人们对G20峰会总是寄予厚望，但是它的成果却总是不尽如人意。不过，纵使是有限的成果也同样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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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G20峰会聚焦的议题可概括为“3P”，即People（人民）、Planet（地球）、Prosperity（繁荣）。峰会决定对企业设立15%的最低税率，这一决定看似微不足道，实际上影响很大，因为它旨在遏制有损于发展的税收逐底竞争。不过，本届峰会更重要的一项决定是为欠发达国家和极端贫困国家免费提供疫苗。其实早在其他G20成员就此达成一致之前，中国就已经在这样做了，而且比其他国家做得都要好。我们不妨回想一下，一年多前，当疫苗还没有正式问世的时候，中国便率先向世界呼吁：新冠疫苗必须成为公共产品。但可惜的是，由于缺乏良好的全球性协调机制，提供疫苗的援助行动开展得太晚，并且进展缓慢。

步入21世纪的第三个十年，由人类经济活动所导致的气候变化，依然是全人类所面临的最大生存威胁。气候变化是本次G20最重要的议题，意大利总理德拉吉以务实的态度领导了关于该议题的讨论。今年的G20峰会和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 (COP26) 刚好是前后脚举行，一些国家领导人刚出G20会场，就直接飞赴英国格拉斯哥，参加气候变化大会。这样看来，气候议题的重要性更加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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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制定正确的行动目标以应对当前灾难性的气候变化形势，人们不但需要了解科技在加快可持续能源转型上能做什么，还需要强有力的政治承诺来保障行动落实，以及明确谁应该为当前的气候形势负责、负多大责任。各国和各国家集团在今后几年内的行动成本分摊，必须以这一正确评估为基础。谁应该在遏制全球变暖的行动中承担最大责任？应该是历史排放量最大的国家，而不是当前最大的排放国。

有人经常把这个问题高度政治化，拿带有欺骗性的答案来混淆视听。他们的逻辑是这样的：排放温室气体——尤其是二氧化碳最多的国家是造成气候危机的罪魁祸首，而众所周知，中国是当前排放二氧化碳最多的国家，因此理应将矛头对准中国。就这样，他们试图掀起新一轮世界反华舆论。这种做法不利于全球化的包容性发展，反而加剧了某些国家的恐华情绪。是的，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约占全球总量的28%，大约是美国（15%）的两倍。但从人均排放量上来看，中国每年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8.1吨，只相当于美国（15.5吨）的一半左右，这个指标更能说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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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气候问题上做到公平公正，那么就不仅要看谁在2021年排放量最大，还要看谁迄今为止排放量最大。不难看出，引发气候危机，造成我们当前困境的罪魁祸首正是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从1750年开始算起，中国的二氧化碳累计排放量只占全球的13.7%，而美国几乎是中国的两倍，达25.5%。欧盟加英国占22.7%，印度占3.2%，非洲占2.9%，南美占2.6%。太平洋小岛国遭受气候变化影响最为严重，甚至面临沉没风险，但它们的历史累计排放量仅占全球的1.2%。

从这个角度来看，穷国要求富国在气候问题上做出更大贡献是合情合理的。我们必须公平地支付历史账单，不能要求如今骨瘦如柴的“贫农”像过去挥霍无度的“地主”们一样“勒紧裤腰带”。因此，在第本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印度宣布把该国实现“净零排放”的时间表定在2070年也就不足为奇了。

中国提出努力争取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而发达国家的目标一般是2050年。我们不应对所有国家施加同等压力，迫使他们缩短实现“净零排放”的时间，而主要应敦促发达国家加快脚步。毕竟，我们之所以今天走到了灾难的边缘，他们的责任最大。

本文原载于中国日报旗下微信公众号“观中国”